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4]经验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1-8]我们党是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过去，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新的历史时期，艰巨复杂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总之，在党的群众观和根本宗旨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清正廉明，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受到人民拥护，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
    　　三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注意工作方法，“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党的领导方法，要求共产党人办任何事情都得走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而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主观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其大敌。
    1956年，邓小平曾专门分析说，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即“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正确地领导群众。”“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1-9]。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他们却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结果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又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这种主观主义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生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妨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所以说，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高于权力之上的真正上帝。群众观点是党的基本观点，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如果我们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彻底、立即地改正，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那就丧失了力量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决策，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所以，在反对主观主义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也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始终自觉地站在时代前列。因为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成熟或正确，在集中群众意见时，不要仅仅把意见简单地堆积起来，而是要整理、分析、归纳、概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犯分析不当或概括不全等错误，但只要先做群众的学生，不断研究群众的实践，就会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容易改正，不使其发展到危害全局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他提醒不要犯“尚简单避复杂”的毛病。1941年，他曾对此批评说：“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1-10]因此，要坚决反对“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的工作作风，而应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从根本上密切党群关系，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而“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1-11]
    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无论做什么都要相信和依靠群众，重视群众的经验，最根本的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新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他曾真诚地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作用看得过高。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因此，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提倡敢想敢说的精神。既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又要善于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四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对于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的存在和危害，邓小平早在1941年4月写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角度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反映到党内就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反映到根据地政权建设问题上，则是一些同志误解了“三三制”政权中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把其发展为“党员高于一切”，等等。他尖锐地批评说：“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1-12]。当时，他虽未使用“官僚主义”一词，但核心是讲它的产生根源和危害，意义非常深刻。
    建国后，邓小平针对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这一新变化，多次强调全党要更加重视反对官僚主义，认为执政党的地位不仅易于使共产党员产生官僚主义，而且其表现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如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喜欢以领导者自居，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考虑和决定工作；满足于做表面文章，不注重工作实效，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越实际；片面追求政绩，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造成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在群众和自己之间设置人为障碍；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手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不关心群众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权威，喜欢听人奉承赞扬，不接受批评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者实行压制报复；颠倒党和人民的关系，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凡此种种，都是“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1-13]。
    除了要反对上述的官僚主义外，邓小平还强调也不可忽略对“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防范。1950年6月，他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谈到西南局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时说：我们要区别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1-14]。这里实际上批评的是那些抓不住工作重点，整天忙于事务，却做不出多少应该做的大事的领导干部，实际是个领导能力和水平的问题。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再次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要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不能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对此，邓小平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高度提出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思路，强调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革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中的弊端，铲除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温床。
    官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留物，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影响，因此，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1-15]针对这一严重危害，邓小平在1962年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进城以后是做官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的问题，要求全党同志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他说：“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1-16]。因此，认识了执政党的这个特点，才能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正是认识到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邓小平在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是突出强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真正解决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还必须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它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其主要特征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较早地在党内联系这个问题论述了党政关系、政府机关中党团的运用以及党群关系，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日常工作中的下命令。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1943年2月，他在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上作结论时，又针对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指出：“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1-17]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倾向。
    建国以后，党的干部中的命令主义现象不仅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增加，而且形式也多样化。邓小平无论在西南局主政还是被调到中央，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都一再强调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命令主义，要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在党与政府、党与群团的关系中，倡导党政分开，明确党团关系，解决好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包办过多等问题。
    这些思想来自实践，又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