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始了改革的探索。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毛泽东的改革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首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较偏颇；其次，快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为改革的偏轨埋下了隐患；第三，阶段斗争观念的影响，导致其对改革存有疑虑；第四，复杂的国际环境使毛泽东担心改革会导致修正主义的危险；第五，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使毛泽东在改革探索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未能得到有效防止，改革探索最终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奠基人。面对“苏联模式”不断暴露出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人民开始了改革的探索，试图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毛泽东对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增强企业的独立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以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提出试办托拉斯、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所有制改革方面，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即将结束时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针对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提出了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新型所有制形式。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方面，毛泽东突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继承列宁和斯大林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商品经济提出了新的认识，并提出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他还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初步提出了利益兼顾，坚持按劳分配等思想。他的探索和这些思想的提出引发了新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改革的起步，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本可以平稳地在改革道路上逐步完善。但探索者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总的来看，在毛泽东的改革探索中始终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这两个趋向往往相互交织、渗透，有时是这种趋向比较占优势，有时又是那一种趋向比较占上风，甚至出现不同的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的情况。从1957年起，随着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扩大化而滋生出的“左”倾错误日增，毛泽东虽也提出了不少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思想，但其在实践中越来越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大悲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受挫。笔者认为，造成毛泽东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偏离正确轨道是在各种复杂的原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偏颇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资本主义是一条邪路，已经是一条不容置疑的定律。但是，“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p137)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他为了让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耗尽了心血。对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为中国人民设计了一幅理想的社会主义蓝图，希望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纯粹公有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产品经济的，分配大体平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制成份单一，消灭了私有制，因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社会分工模糊，消灭了各种差别，因而很公正；产品并不很丰富，但分配平均，因而很公平。可以说，这幅社会蓝图是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解的浓缩，是他魂思梦想、试图亲手建成奉献给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的这种理想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使无数人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由幻想的天国降落到严酷的现实中，他们站在唯物史观的坚磐基石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提出了未来社会的设想。他们的理论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他一生为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实现而奋斗，但问题是他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教条化的理解，没有真正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使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始终难以摆脱那种两难的境地。当总体上按照马克思主义设想而形成的苏联传统经济体制模式照搬到中国后，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弊端，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促使毛泽东对这种模式进行反省，并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思想。但他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苏联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2](p369)就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说，毛泽东在改革过程已经涉及到这一层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思想，但由于受理想社会主义模式的支配，只有当经济遇到困难时，他才想到利用它，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当经济形势一好转时，他对此认识总有反复，用理想模式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固有观念来看待商品经济，把它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他总是用警惕的眼光来加强对商品交换的限制，直至企图加以取消。他的这些教条化的理解其实是他向往理想社会主义的表现，其主要点在于没有认清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没有注意现实国情，而一味试图把理想变成现实，其结果却是一场悲剧。正如我党资深理论家胡绳所说：“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做坏。”[3]因此，尽管毛泽东试图突破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又使他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趋向重新肯定这种模式。 

　　（二）赶超战略的影响 

　　强国富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流血奋斗的经济理想。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尽管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一五”计划胜利完成，但毕竟起点低，国家工业化还刚刚起步，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4]（p350）这是立志要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感受。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就成了亿万人民的强烈愿望。正如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这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p89)现实的落后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的强大压力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希望充分发挥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必要，也是能够做到的。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和速度问题，毛泽东1958年前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认为要使我们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然而，到了1958年左右，社会主义建设就被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了。当然，在这段时期里，不光毛泽东，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全国人民都有一个共同而急切的心愿，迅速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达到赶英超美的目标，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以“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中央在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便轻率地发动了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并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盲目的经济体制的变动，取消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正确设想。”[5](p179)毛泽东在此前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基本付之东流。在“大跃进”这种赶超战略受挫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毛泽东在纠正错误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思想。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放弃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终其一生，他并没有放弃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信念，也不允许否定这“三面红旗”，这就为在其它因素作用下使改革发生偏轨埋下了隐患。 

　　（三）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 

　　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在八大上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开辟自己建设道路的征途中逐步前进。然而，在现代化建设顺利展开的同时，党内关于阶级斗争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苏共二十大后，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共逆流、“波匈事件”以及国内大鸣大放引起的政治波澜使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逐渐改变了原本正确的认识。如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6](p323)因此，我们要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就要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把本已放松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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