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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方法和过程
毛泽东一生十分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39页。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注：《毛泽东选集》第 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212页。）他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 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工作方法六十条》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著，构筑起相对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思想方法层次上，主要有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正确思想方法的先导和前提，它通过解决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现实的矛盾从而为正确的思想方法开辟道路；
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在思想方法上的突出贡献。正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调查研究引入社会实践之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三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分析方法。其中包括：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要“两条腿走路”、学会“弹钢琴”等；
四是阶级分析方法。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然而由于晚年毛泽东将之绝对化从而导致严重错误的发生；
五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它体现了一般与个别、民主与集中、群众与领导相结合；
六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思想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方法，奠定了毛泽东当之无愧的方法论大师地位。
由于毛泽东实践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方法论系统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层次结构。其中处于最高层次的一般哲学方法论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世界观转化而来的思想方法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包括调查研究、群众分析、阶级分析、矛盾分析和独立自主；应用于特殊领导和个别对象的具体方法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调研方法等。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是：世界观决定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又制约了具体的领导、工作方法，由于世界观科学程度不同，观察、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运用正确的方法保证实践活动的科学性，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如果世界观和方法论存在非科学性，任凭主体者实践的动机是如何的美好、愿望是怎样的真诚，都可能导致目的和方法的背离，甚至是南辕北辙，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方法之间的关系也正是两者关系的历史注脚。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从毛泽东晚年方法论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和曲折，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毛泽东领导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基本的现代化模式已经客观地形成，由于中国滞后产生的效应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表现出选择性特征，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中国革命初期一样，历史地走上照抄照搬的歧路，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又预示着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命运。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举步的时候，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矛盾、缺陷通过比较激烈的形式暴露出来，为目光敏锐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首先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来建成这种社会主义，伴随探索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具体问题，即中国的基本国情、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两种不同制度现代化建设中相同和相异的历史规律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究其实质，是分析和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动力、任务、前途的过程。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蕴含了方法的不断调整和运用。而方法运用的好与坏总是和探索实践的成功和曲折紧密地叠印和共生的。沿着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20年跋涉的探索脚步，考察他晚年方法论的曲折发展，就其基本倾向初步分析，曾经历了三次曲折和反复。
第一次反复是从1955年末开始，经过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为转折标志，到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前为止。前段是毛泽东以前方法论思想的合理延伸和正确把握运用，同时，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面展开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断言，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则必然导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建成。可惜，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正确的思想方法受到冲击和损害，随之，探索虽未完全中断但受到严重干扰，产生了变奏。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轫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在制定这条总路线时，他深谋远虑地分析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并运用矛盾学说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阐明了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和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迫切地显露出来，毛泽东的探索也就此开始。1955年底，毛泽东编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考的一部分成果。其间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尝试。这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主要成果凝结成《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著作。两篇文明表明毛泽东运用正确思想方法从政策、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初步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理论成果。毛泽东日后屡次追叙，他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又说，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可见，毛泽东对自己在这段时间探索是肯定和满意的。成功的实践是毛泽东正确思想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结果，其主要表现是：（1 ）通过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来认识中国国情，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给以“一穷二白”的形象化概括；（2 ）对待苏联建设经验和斯大林问题，采取了不盲从的独立自主辩证分析的态度，既看到正确的一面，又没有忽视错误的一面，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为鉴”的思想，避免了跟随赫鲁晓夫犯简单否定的形而上学错误；（3 ）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紧紧把握住分析对象的特质，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和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矛盾的历史同一性和历史差异性，从而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矛盾的前提下，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仍然是社会基本矛盾运行产生的，并进一步独创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以及一系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基本构建起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学说体系；（4 ）运用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既不照抄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三条路，即“中国工业化道路”；（5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提出是群众路线的结果；（6）“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平衡、 协调发展是对毛泽东“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运用；（7）、 “双百”方针是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而提出的指导方针，体现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表明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相促进的认识深度。
历史无法要求刚刚开始的探索完美无缺地弄清一切问题，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探索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并予以今后的探索以消极影响，与此相对应，某些错误的思想方法也初露端倪，潜藏下今后反复的隐患。首先，毛泽东在分析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偏重于从政治、思想等领域入手，忽视经济领域，对经济管理探索思路未转向主要以经济办法调节管理经济；其次，随着整风向反右派斗争的转化，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告诫：“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页。）由此表明， 毛泽东晚年思想方法悄悄地微妙变化的到来；第三，没有用更为稳定的形式将探索成果加以巩固，而是习惯地采用一般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脆弱动摇。
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偏离正确的轨道，主要表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判断和建设速度两个问题上，导致探索实践出现曲折。从方法论上来分析：第一，重新沿用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法，在阶级划分和估量上出现混淆界限，人为夸大敌对阶级的力量，从而导致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由原来的人与自然（即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位移到人与人（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上；第二，对群众路线的不自觉误解和误用。一方面，试图继续用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对群众（主体是农民）中的落后心理和自发意识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从，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民主”等建设方法的产生看作是“群众的发明创造”，从而认为坚持这些，就是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妨碍了对错误思想方法的反思和纠正；第三，为实现以抽象可能性为基础的某些社会主义空想目标，企图通过无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物质、技术力量的不足。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以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一种速度效率型模式，以牺牲客观规律为代价却迎合了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愿望，就此蕴含了某种失败的必然性；第四、取消矛盾运动中的相对静止，在转化形式上偏重对抗等剧烈方式，忽视其它丰富多彩的形式，工作中把阶级斗争作为各种矛盾转化的主要条件；第五，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割裂了与发展阶段性的统一。这段时间，思想方法的错误是以主观主义片面性为主要特征的。
分析这段时间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不能无视他留下的重要方法论著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它是毛泽东不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有正确的路线，而且还要有正确的方法的产物。文章不仅包括工作方法，而且具有综合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各种层次方法论的“百科全书”性质，其中有建议性条目，又有思想性的条目，还存在重复交叉现象，是正确和错误因素相并存的复杂组合体，理论形态上带有探索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原始粗糙的痕迹。此外，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发表的多次讲话中也闪耀着方法论的思想火花。如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要求干部克服官僚主义、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对任何事情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求全党重视学习经济、科学、抓技术革命，改变经济落后、精神上的被动状态等。
总之，毛泽东探索实践的第一次反复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复杂情况：有的是正确的东西被错误的外壳包裹着，有的是理论正确，实践中却出现失误；需具体地分析剥离。比较突出的特征是在“突出”和“强调”正确的思想方法原则下走向反面的。毛泽东倾心于发动“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正是他晚年悲剧的深刻性所在。邓小平对此有过中肯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