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对群众（主体是农民）中的落后心理和自发意识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从，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民主”等建设方法的产生看作是“群众的发明创造”，从而认为坚持这些，就是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妨碍了对错误思想方法的反思和纠正；第三，为实现以抽象可能性为基础的某些社会主义空想目标，企图通过无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物质、技术力量的不足。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以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一种速度效率型模式，以牺牲客观规律为代价却迎合了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愿望，就此蕴含了某种失败的必然性；第四、取消矛盾运动中的相对静止，在转化形式上偏重对抗等剧烈方式，忽视其它丰富多彩的形式，工作中把阶级斗争作为各种矛盾转化的主要条件；第五，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割裂了与发展阶段性的统一。这段时间，思想方法的错误是以主观主义片面性为主要特征的。 
分析这段时间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不能无视他留下的重要方法论著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它是毛泽东不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有正确的路线，而且还要有正确的方法的产物。文章不仅包括工作方法，而且具有综合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各种层次方法论的“百科全书”性质，其中有建议性条目，又有思想性的条目，还存在重复交叉现象，是正确和错误因素相并存的复杂组合体，理论形态上带有探索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原始粗糙的痕迹。此外，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发表的多次讲话中也闪耀着方法论的思想火花。如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要求干部克服官僚主义、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对任何事情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求全党重视学习经济、科学、抓技术革命，改变经济落后、精神上的被动状态等。 
总之，毛泽东探索实践的第一次反复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复杂情况：有的是正确的东西被错误的外壳包裹着，有的是理论正确，实践中却出现失误；需具体地分析剥离。比较突出的特征是在“突出”和“强调”正确的思想方法原则下走向反面的。毛泽东倾心于发动“大跃进”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正是他晚年悲剧的深刻性所在。邓小平对此有过中肯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办事。”（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第二次反复是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起，经庐山会议为转折标志到1960年底以前。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这段时间里，由于错误的思想方法带来盲目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共产风”、命令主义、瞎指挥和浮夸现象也随之出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深思考，他率先起来纠正“左”的错误，逐渐地部分恢复了实事求是等正确思想方法，克服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和以往一样，每当实践遭到挫折的时候，毛泽东总是习惯地求助于两件武器：一是向实践作深入的调查；二是向书本请教。毛泽东新的探索也是以1958年底向全党发出读书的建议为起点的。第一，从思想方法上分析失误产生的原因是存在着主观主义，提出反“左”的片面性。重新注意综合平衡和批判盲目性是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的恢复。毛泽东还进一步检讨了自己过去的注意力，认为“主要注意力是搞社会关系，像整风反右，那些属于革命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没有注意。”（注：《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第8页。）第二，针对“共产风”，提出了中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批评了那种试图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做法，部分肯定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则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开始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坚持了不断革命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第三，重申了所有制上全民和集体的区别，坚持用按劳分配来克服完全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但是应该看到这次探索和前次探索的区别，实际上，这次探索是和纠“左”相汇合，即便是纠“左”也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前提下进行的，带有强烈的不彻底性，因此，二者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是与正确思想方法没有得到全部恢复有密切关系的。要使思想方法完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必须解决两个带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一是方法与实践的冲突。真正清理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左”的片面性，其前提是敢否定运用这种片面思想方法产生的错误实践，而不仅仅只批评命令主义、“共产风”、浮夸等表面现象，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显然尚未达到这个深度，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他对正确思想方法的恢复和纠“左”实践带有不彻底性和短程性；二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冲突。应该看到，“三面红旗”错误实践带来的直接严重后果促使毛泽东对自己探索的独特建设方法的怀疑和反思，姑且不论这种严重后果到达毛泽东那里是否已被人为地削弱，但有一点必须肯定，要毛泽东完全无视这种事实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严重的事实判断面前还不考虑改弦更张呢？因为毛泽东心目中固有的价值判断并未因此而受到动摇。自然，就没有可能让毛泽东从根本上考虑抛弃与其价值观点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这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矛盾或称不同步严重影响了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后来出现思想方法和实践反复在正确——错误——纠错——再失误中循环摇摆的重要原因。这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应注意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它规定了只有在毛泽东后由邓小平来历史地承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任。d199.com免费提供 
“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实践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当时中央其他人的深刻理论思考，这种觉悟在庐山会议上反映出来，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同志，他卓尔不群地提出应从方法论上来反思。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恳切建议会议要着重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感慨地说：“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1页。 ）他提醒人们，经济建设在强调“特殊性”时，不能同普遍规律对立起来，明确指出，要承认“普遍规律在我国建设中同样起作用”。（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页。 ）即使是罢官以后他仍坚持认为《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大生产的共同性。这充分表现出他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可惜，正确的意见非但没受到重视，反遭到误会，进而给以组织处理。全党因此从反“左”走向反“右”，由此，标志着纠“左”和探索进程的中断，阻碍了思想方法的进一步恢复。 
庐山会议后，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向错误的方向又迈了一步。毛泽东误用阶级斗争来观照在庐山会议上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党内存在的分歧意见，结果认定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继续和表现，这种把党内矛盾视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的认识，大大强化和扩展了阶级分析法运用的错误方面。 
第三次反复从60年代初开始中间经历了八届十中全会到“文革”前的转换直到毛泽东去世。从思想方法看，这一次探索正是随着毛泽东号召全党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议把1961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开始的。为了纠正前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并高度强调调查研究的方法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可缺少。在探索实践已无力发展之时，调查研究无疑给新的探索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对国情有了清醒的估计，延长了对发达国家赶超战略的实施时间，降低了调子；第二，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引导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在系统的调研基础上，中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制定了经济调整的方针，发布了一系列工作条例；第三，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使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疏通了联系渠道，使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方法得到了加强；第四，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探索所总结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上述正确思想方法的恢复是随着全国性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这种恢复并不是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和对自己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错误办法的自觉，故还谈不上自己起来彻底清理理论是非。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此后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面。60年代前期，中苏之间的大论战实质上就是围绕着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和不同的建设方法两个问题展开的。这场大论战虽然客观上促使中国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但在大论战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存在严重缺陷，阻碍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在思想方法上催化了搬用马列经典的教条主义，窒息了思想的生机。 
“文革”发生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探索受到严重破坏陷于停顿状况，正确的思想方法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蓄意歪曲遭到空前的摧残：群众路线被“大民主”取代，并提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阶级分析法被曲解简化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公式；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采取发动“文革”形式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唯心论泛滥成灾。 
回顾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和思想方法论20年里所经历的三次反复互动的历程，正应验了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句话：“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在反复过程中， 党内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围绕着社会主义及其如何建设的问题展开过争论。第一次，冒进和反“冒进”之争；第二次，青岛会议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不同意见；第三次，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的分歧看法。第一次矛盾焦点是建设速度问题，争论双方的共同基础是经济建设；第二次争论导致了对把阶级斗争确定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肯定，直接动摇了经济建设的共同基础；第三次争论在错误之路上又迈出一步，把阶级斗争从党外引向党内。三次争论是错误实践的步步深入，而每次争论都是对立的思想方法之间的直接交锋，恰好反映了方法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三次反复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正确和失误两种倾向并存交织。毛泽东晚年实事求是和脱离客观实际的两种情况都存在，影响到他对方法的把握和运用好坏两种可能性，并进而制约了探索实践的成功和失败。实践的成败总是伴随着思想方法的正误而出现，这种共生现象是由方法和实践的关系决定的。饶有兴味的历史现象往往告诉我们：方法把握和运用并不取决于主体者是否承认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承认了方法论原则不等于就能坚持并在实践中贯彻，有时甚至走到它的反面还不能自觉。这也是欲解开毛泽东晚年实践之谜必须注意的。忽视了这一点，容易导致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认识的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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