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弩之末，邓小平观察到了局势的变化，主张联合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遏制苏联，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他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作好准备，打乱霸权主义的部署，战争是有可能推迟的”（《新华月报》1978年10月，第226页）。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时又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只要我们做得好，就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这就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依据”（《人民日报》1979年2月2日）。 
进入80年代后，美苏两霸的战略力量趋于平衡，加上国际反战运动的兴起，邓小平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估计。邓小平讲：“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观察，邓小平得出重要结论：“在较长时间里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邓小平得出可以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的结论，主要基于下列三点的考虑。 
第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一场核战争中生存下来。虽然国际核俱乐部成员不少，但有资格打一场热核战争的国家却只有美苏两家，这两家热核武器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能力。然而，两家谁也没把握在摧毁对方的同时保全自己。俄罗斯与以往的苏联比，综合实力今不如昔，但要孤注一掷打一场核战，还当真没哪家能赢了它。既然美苏无法确定能打赢，其它有核国家自然是更不抱希望。就这点看，在今日要打世界大战还不可能。 
第二，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在全球范围增长，且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二战后所发生的战争大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是最不希望战争的。在第三世界的力量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也最快，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欧洲是现时代的中心，美苏的利益中心也在欧洲，一旦战争爆发，欧洲必遭涂炭，所以欧洲国家也是不希望战争的。无法打赢核战的美苏，其人民同样也反对战争。 
第三，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抑止战争的作用。航天、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兴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家财富的增长大大加快，而且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可以用技术垄断来钳制他国。无论如何，用奔腾芯片和微软作为武器来攻击一个国家要比使用潘兴Ⅱ来得隐蔽。其实，苏联的解体已留给世人许多思索，各国都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安全并不取决于武库中器械的先进及多寡，而是综合国力的强弱。所以各国都在调整政策，以综合国力的竞赛替代军备竞赛。 
与和平问题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1985年3月， 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朋友讲：“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05页）他认为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则一时还难以解决。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是独立了，但在经济上并没有真正站起来，旧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在60年代是30倍，至90年代初却上升到90倍。虽然现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则及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但科学技术的革新，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况且，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饱和，制约了其经济的再增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 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成为可能。1984年5月， 邓小平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讲：“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邓小平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建立在对现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上，他看到战争作为一种手段正逐渐退让给以经济发展为表征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看到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世界发展趋势中的地位；更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影响力。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能否得到发展，关系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的一员，在这样的格局中便显得至关重要。所以邓小平一再讲，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邓小平强调要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放，其意义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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