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页。）这几句话，足见这一定势的影响。从毛泽东的成长经历看，他自小就崇拜康梁、华盛顿、拿破仑等中外圣贤豪杰，在长沙求学时的《讲堂录》中，更充满了“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之类的话语，圣人在他心目中占有十分崇高、重要的地位，寄托了他救国救民的志向。上述两点，无疑对毛泽东圣贤救世观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形成的圣贤救世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代先进性与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相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独特先进与局限。其独特的先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能够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成分，这在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潮流中是难能可贵的。无疑，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在特定时代起了冲决罗网，开启民知，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它也过分贬低了传统的价值与生命力，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造成了传统文化一定程度的失落，起了有悖于历史进步的作用。毛泽东青少年时培养起来的浓厚的传统文化气质，使他在反传统的惊涛骇浪中，仍能较“温和”地提出以孔孟为标榜的圣贤救世观。这虽不免其“中学为体”的本位意识，但对于时代而言，仍不失为一种进步。 
其二：广泛吸收了西方哲学尤其是“超人”哲学的影响，使其圣贤救世观毕竟有了不同于传统圣贤观的因素。从划分上智下愚的“大本大源”看，它不再限于中国古代唯道德论标准，而具有哲学、伦理、文艺等成份。并且，古代划分贤愚的标准往往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等级地位，而毛泽东则是从掌握“宇宙真理”的程度出发。另外从圣贤的人格上看，不拘泥于传统标榜的惟静惟敬的格局，而具有了“动”“斗”等新的因素。 
从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的局限看，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圣贤何为？ 
诚然，圣贤作为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的理想人格，寄托了多少人的理想和愿望，多少人矢志不渝地以践行作圣作贤之道为人生最高目的。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集中代表了古代人们对圣贤的理解和期望。圣人全知全能，他们的职责就是拯救小民，制定礼法，教化人伦。中国古代有没有真的圣贤姑且不论，即使真有圣人，也由于世世代代修史者有意无意的渲染以至粉饰，造成了对历史上所谓“圣人”的严重误写与误读，使我们不得不对圣贤的救世职责提出怀疑。难道两千年的历史苍穹中，只有那么几位圣贤的影子？而芸芸众生只配在历史的舞台下作无聊的观众？并且，在20世纪初中国水深火热的社会，圣贤真能有所作为？圣贤真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历史的进步，作为“狮子”的英雄圣贤固不可缺，然而真实的历史呈现给我们这样的画面：无数所谓圣人，实是乱世的投机犯；而一个皇帝无论怎样昏庸无度，也不会拒绝圣人的冠冕，并在此冠冕的荫蔽下演出诸如“封禅”的历史滑稽剧；更别说一些“道德旗帜”自以为真理在握而强奸人意，以理杀人。李大钊当时就说：“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做工夫，我很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注：李大钊：《圣人与皇帝》，转引自上书第16页。）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早期圣贤救世观至少有如下局限：未能走出传统哲学内圣外王的影响，以为得到大本大源就可救国救民；没有摆脱传统抽象性善论的影响，期望君子小人“共跻圣域”；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古代以道德为主要标准评判上智下愚的思想模式；忽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寄希望于少数圣贤再世，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未能摆脱古代“战乱相间”及“乱世出豪杰”的历史观；没有意识到道德启蒙的有限性，把道德提高到神圣地位，便不可避免地抑制经济和物质力量，也造成满口爱民如子，实际横征暴敛的“假道学”、“假圣人”。 
必须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早期的圣贤救世观中，先进的东西和落后的东西并不是自然分开的，而是呈现出矛盾交织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真实反映。 
以现代人的立场去重新审视毛泽东早期圣贤观，至少有两点启示。一是：我们固然不再需要圣人来履行启蒙救亡的职责，但百余年来历史赋予我们的启蒙重任并未结束；二是：我们需要完成富国强民的世纪梦想，然而大可不必再去做圣贤的梦了。

《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评析》来源于免费我爱D公文网。欢迎阅读毛泽东早期圣贤救世观评析。

[1]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