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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泽东在学风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学风问题。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做出过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问题”的论断。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就是毛泽东领导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建国后，作为我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基本上继续实践了这一优良学风。但是在5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在学风问题上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背离了由他亲自倡导和培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认真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建国后在学风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对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建国初期至一五计划完成期间毛泽东在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方面的伟大贡献
（一）制定和实行了恢复国民经济的纲领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把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1950年6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1951年2月，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年准备， 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依靠同农民的联盟，从农民手里取得了粮食和工业原料；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方法，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加工订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他们积极参加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或支持了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的斗争。对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项政策的成功，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
（二）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我国实际，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的必需条件，也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建国后，经过三年恢复，我国的国民经济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现代工业1952年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7％，要想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其次，土地改革后的广大农民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改善生产条件，确实有互助合作的要求。毛泽东正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广大农民的要求，把五亿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从而在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对列宁关于合作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第三，对于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主要是运用供销社和生产合作社的形式逐步完成的。
第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和平赎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在一定时期内给资本家以定息等办法，顺利地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
（三）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任务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五期间，由于毛泽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所以提前于1956年即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 重要经济部类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 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在经济工作中要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要以农业为基础，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四）提出了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全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年9月， 毛泽东主持的党的八大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正式宣布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正确地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
总之，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方针，是毛泽东率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实际的产物，是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产物。
二、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过程中的成就与曲折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1957年2月，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他还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
但是，在随后不久， 我国就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及扩大化的问题。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由于要求过急和盲目冒进，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由于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引发的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亦有激化的趋势。随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发动群众给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攻击。对于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予以必要的反击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因而把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由于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开始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1957年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他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斗争。后来在成都会议上，他又提出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把所谓右派分子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剥削阶级的行列。
（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的提出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思想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表现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也是对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背离。
1957年9月至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就开始批判反冒进。他认为，1956年的经济建设没有冒进，而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打击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右派对中共的进攻。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 毛泽东继续严厉声讨“反冒进”。这次会议后，在经济建设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各地纷纷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在3 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而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农村小社并大社的主张，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运动。
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适应了党的工作重点由革命向建设的转移，但是，它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工业生产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原定1958年钢产量624万吨，3月成都会议即增至700万吨，到5月八大三次会议又提到850万吨，后来，最终增加到1070万吨。在农业生产方面， 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原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3920亿斤，3 月成都会议增至4316亿斤，到5月八大二次会议又增至4700亿斤。1958 年夏秋期间，各地掀起了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有的地方竟出现亩产20万斤的“卫星”。《人民日报》竟然宣传“人有多人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论观点。报刊、电台等媒体大造舆论，鼓吹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无限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实际上起到了提倡人们可以违反科学的胡思乱想和助长浮夸的消极作用。
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了生产关系的“穷过渡”。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由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的观点，后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公社的思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公社化的热潮。到9月底，全国74万多个合作社合并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急剧发展起来。原来贫富不等、条件各异的十几个至几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一个公社。合作社的一切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统管，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贫富拉平；对社员则实行部分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和宅旁树木都收为公社所有，不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取消个体商贩和自由市场。各级政府还经常无偿调用公社、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畜力，生产队则随意无偿调用社员个人的财物，结果引起农民不满和恐慌。农民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甚至消极怠工，瞒产私分，造成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三）初步觉察、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深入调研，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