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工业生产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原定1958年钢产量624万吨，3月成都会议即增至700万吨，到5月八大三次会议又提到850万吨，后来，最终增加到1070万吨。在农业生产方面， 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原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3920亿斤，3 月成都会议增至4316亿斤，到5月八大二次会议又增至4700亿斤。1958 年夏秋期间，各地掀起了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有的地方竟出现亩产20万斤的“卫星”。《人民日报》竟然宣传“人有多人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论观点。报刊、电台等媒体大造舆论，鼓吹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无限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实际上起到了提倡人们可以违反科学的胡思乱想和助长浮夸的消极作用。 
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了生产关系的“穷过渡”。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由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的观点，后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公社的思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公社化的热潮。到9月底，全国74万多个合作社合并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急剧发展起来。原来贫富不等、条件各异的十几个至几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一个公社。合作社的一切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统管，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贫富拉平；对社员则实行部分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和宅旁树木都收为公社所有，不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取消个体商贩和自由市场。各级政府还经常无偿调用公社、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畜力，生产队则随意无偿调用社员个人的财物，结果引起农民不满和恐慌。农民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甚至消极怠工，瞒产私分，造成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三）初步觉察、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深入调研，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 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六次重要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还批判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在此期间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做法，强调“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 开始时会议主题仍是总结经验，继续纠“左”，但在怎样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当时的形势等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7月2日和10日，毛泽东两次讲话，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彭德怀担心会议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在7月1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如何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和怎样看待当时形势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封信反映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得到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不少与会者的支持。但毛泽东把国际国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对批评意见，不加分析地一概认为是对我党的攻击，他把彭德怀的信同这些议论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彭德怀是配合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向党进攻，右倾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予以反击。随即，庐山会议的主题急转直下，展开了反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甚至把彭德怀定为反党集团的首领。 
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他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次大的升级。在随后兴起的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又有一大批党员和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斗争和组织处分。 
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进一步受到破坏，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发展；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急于过渡和急躁冒进思想重新发展膨胀，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再度泛滥起来。从1959年起，全国工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下降。特别是1960年后的一段时间，全国不少工矿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农副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市场供应全面紧张，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许多地区发生大量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使“大跃进”再也无法继续下去。1960年8 月，周恩来、李富春等首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 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要下基层去作调查研究，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要搞几年“慢腾腾”。 
毛泽东亲自组织几个调查组，先后到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调查就达44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分别赴河北、四川、河南、陕西、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先后制订和颁布了许多政策法规和文件，如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小学教育“五十条”、“四十条”，高等教育“八条”以及工业“七十条”等等。这些条例和规定对于纠正“五风”等“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各项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思想的提出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1962年春节前后，中央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和省、地、市、县以及一些重要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个过程，要从实际出发，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他还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我们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大会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分析了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及产生的原因。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内民主，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对“三面红旗”仍然基本肯定，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没有认真清理；二是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仍然估计不足，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三是个人崇拜的风气又有所发展。林彪在大会发言中，对毛泽东进行肉麻的吹捧，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的错误“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思想得不到尊重，受到干扰的缘故”。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了两次会议，对经济形势的严重困难做了新的估计，决定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国民经济。会后，调整工作在全国大规模展开。经过五年调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近60％，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10％，工业总产值增加近1倍。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是工业与农业、 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正常，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也得到提高。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首先是为“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其次是对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也做了调整。再次是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检查纠正了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归侨等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改善了党群关系。d199.com免费提供 
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加上1962年以来，台湾国民党利用我们的困难叫嚣要反攻大陆，大陆上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也乘机蠢蠢欲动，幻想变天；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化，苏共领导加紧了反华活动，我们也加强了反修斗争；这些，都促使毛泽东再次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1962年9月，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发挥了他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被会议接受。由于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表示今后仍应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因而使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仍按原计划进行，但“左”倾错误却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起来，其主要表现即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观点。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理账目、工分、财物、仓库）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则进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 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 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这两个文件对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社会上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修正了一些“左”的做法。毛泽东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左”的思想在理论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运动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了过火的批判与斗争，对文化部门不少负责人和文艺界的许多代表人物进行了严厉批判。经毛泽东同意，彻底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大批更换了文艺团体的负责人，还开展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翦伯赞的“阶级调和”论，以及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思想”。这些错误的批判，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部门造成了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文化事业，而且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三、1966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离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 持续十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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