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学风角度来看，是毛泽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一次严重的错误实践。 
（一）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实际 
到1966年以前，我国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整个国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农村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有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工厂里有“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艺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估量。事实上，十年内乱中被当做“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的大多数人，正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有的甚至是开国元勋。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阴谋家正是利用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利用毛泽东忧虑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心理，制造谎言，诬陷彭、罗、陆、杨结成“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这正符合毛泽东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对他们自然就听之信之。“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样搞起来的。 
（二）用以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用以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的阶级对抗，因而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其实质，即“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本身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形态已经消失。由于种种原因，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激化，但它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来的基本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三）在处理党内分歧与矛盾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长期以来，我们党内、尤其是在中央领导层内，对阶级斗争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三面红旗”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应该通过党内斗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通过民主讨论和辩论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毛泽东却把这些看做是阶级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的“意见书”，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分歧和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分歧，都被毛泽东视为是非之争。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毛泽东“左”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使毛泽东十分恼火，认为全党上下都不听他的话，是要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他后来所讲的“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他认为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各地方的权，他都管不了，所以下决心搞一场夺权的政治大革命。这实际上就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敌对分子，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与党内矛盾的界限。 
这种认识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的，也违背了毛泽东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与事实大相径庭。后来的实践证明，他所反对的并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的党内领导同志是完全正确的，恰恰是他自己犯了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一手制造了许多历史悲剧。 
（四）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思想的恶性发展，既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也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领袖、政党与个人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产生的。批判反冒进，批周恩来、陈云实际上是个人否定中央领导集体，因为周恩来、陈云的意见是党的八大通过了的。后来，毛泽东就越来越习惯于把他个人的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踢开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重用林彪和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取代了中央最高领导机构。这就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能够集中集体的智慧，体现集体的意志，避免出现严重决策失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爆发时，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在中央领导人中，对于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目的、方法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群众无所知、领导看法并不一致的情况下，“文革”竟能排山倒海地发动起来，这足以说明，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 
个人崇拜是漫长历史留下来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小生产众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产物。个人崇拜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因为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体现。在建国前，毛泽东比较谨慎，注意防止产生个人崇拜现象。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并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但是后来，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威望的日重，他渐渐地变得不谨慎了，骄傲了，个人崇拜就愈演愈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具有凌驾于全党之上的绝对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人人必须遵循的“最高指示”，连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都必须“照办”。同时，毛泽东的话，一度被吹捧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各地大搞“忠”字化运动，每日“三敬三祝”，由“红太阳”发展到“万寿无疆”。这就完全颠倒了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就使“文化大革命”不能被及时制止和持续了十年多之久。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倡导者和实践家。他在领导我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倡导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他的晚年，也犯了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错误，还有“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出现这样的错误，自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在主观上有他骄傲自满、听不得不同意见、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原因，也与他违背了他自己曾经大力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江泽民所说：“历史证明，学风端正，事业兴旺；学风不正，事业受损。”“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一定要深刻地吸取毛泽东在学风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高对于学风问题的认识，努力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把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乔兴华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 
2.王淇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讲座》，北京出版社，1991。 
3.陈国权、王荣利主编：《中共党史专题研究新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 
5.伊胜利等主编：《中共党史重要专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6.《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汇编》，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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