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探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 
马克思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以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为前提的。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作了总体概括，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考察。马克思的这一探索主要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两个方面展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推进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与世界市场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归根到底则是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交互作用。大工业的建立、美洲的发现对殖民地的贸易，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辟，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无论是在物质产品方面还是在精神产品方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作为客观的实际存在过程表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比较落后的民族、 国家不一定要重复比较发达的民族、国家所走过的路，完全可以在比较发达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之下，跨越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一条是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显著地反映在第二条道路上。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一种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世界性交往。它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它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中心”控制“外围”和“外围”依附于“中心”的世界体系。 
由此可见，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殖民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原始积累”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马克思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化。马克思认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对印度采取殖民政策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即“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也就是“使印度达到比以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使印度具有和欧洲共同领导的自由报刊，“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使印度能够经常地和欧洲联系，摆脱孤立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8页）。显然，英国在印度所要完成的双重使命，其结果必然是彻底破坏印度这种半野蛮半文明公社的经济基础，从而在亚洲造成“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页），使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其次，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了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式剥削和掠夺，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是对外贸易。马克思认为，在国际贸易关系中，计量各国国民劳动强度的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在经济文化落后国与工业较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工业较发达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润率就会提高。“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5页）在马克思看来， 由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所产生的这种“超额利润”，是由工业较发达国家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二是资本输出。马克思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存在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不仅决定着商业资本的利润率，而且这一利息率大大高于工业较发达国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利息率”。因此，工业较发达国家输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资本，能作为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取得高额利润或利息。再加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地价、工资水平和农产品价格都比较低的经济事实，也有助于工业较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攫取高额利润或利息。 
工业较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但却“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页）。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这种灾难的本质变化与程度的深重，认识到“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注：《马克思恩格选集》第1卷第766页），认识到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会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但是，马克思却看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到了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3页）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新发展与徘徊和困惑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在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的冲击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选择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就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一探讨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新的表现形态。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则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这一重大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马克思当时特别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殊道路。 
在1877年到1882年期间，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探讨，集中于他的三篇文章中。 这就是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8日《致维·伊·查苏里奇的信》和1882年1月21 日《〈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这三篇文章中，马克思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