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可能，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学解剖则成为对以往社会历史认识的基础，这是因为作为私有财产的最高形态的资本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资本不仅把其它一切生产关系都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而且“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它像普照的光“掩盖了一切其他的颜色，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因此，认识了资本也即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总体或存在本身。而且，正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又直接打开了人类认识自身历史的大门。
那么，怎样才能够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解剖呢？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所采取的方法即分析和抽象的方法虽具有科学的合理性，但也存在重大的局限，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科学”本质，以往的研究者们已经在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界内进行过大量阐释。但是，我们现在要说，这一方法作为历史辩证法的深化，是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逻辑和系统结构在思维中的再现，具有普遍的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人们从最简单的规定出发，按照事物生成和发展的逻辑，在思维的运演过程中再现具体的现实事物。这里必须加以区别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人的头脑辩证地认识和反映现实事物的方法，作为这种认识的结果，它所获取的具体是思维具体，而不是现实具体。现实具体作为认识的对象始终处于思维的行程之外。为此，马克思特别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他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看作是具体的产生过程，而不是在思维中的再现和反映过程。因此，他陷入了幻想和唯心论。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特别做了如下说明：“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 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不存在思维中重建认识对象的问题，虽然在这里有再现、反映或把物质的东西移入人的头脑（思维）并在头脑中加以改造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强调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具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或作为主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由以出发的“抽象”必须是这个社会的原子般的存在，即它的最简单最一般的规定。因为，最抽象的范畴由于其抽象性而适用于这个社会从萌芽到成熟的一切发展阶段，这个抽象规定作为一定历史关系的产物，只有在这些关系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因此，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思维进程其实是以逻辑的形式再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萌芽到成熟形态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资本论》中，整个逻辑进程的起点就是商品。可见，马克思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不是主观知性思维对客观存在的任意割裂，而是在思维中对客观存在的历史性结构的生成过程的真实再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仅仅是纯主观的思维辩证法，而是唯物主义的存在辩证法的主观运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在《资本论》中辩证法（存在论）、逻辑学和认识是统一的。
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与结构性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系统，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的认识论结论。第一，“要揭示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相反，“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第二，“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显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时存在和系统结构，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在解剖学上具有对“过去”的显现、引导功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瞬间都曾经是“现在”，都存在一个“结构”，然而是否每一个“现在”、“结构”都具有这种优先性和导引功能呢？马克思没有明确的答案，但阿尔都塞却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阿尔都塞认为，如果说黑格尔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种历史主义，毋宁说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注：参见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历史主义》，载Reading Capital,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Random House,New York,1968,P119-144。）。因为对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来说，历史的发展就意味着存在一个终点，只有在作为终点的绝对知识这样一个具有优先性的“现在”中，总体性才能够变得清楚可见。相反，在马克思的“绝对的历史主义”中，历史没有终点，它总是向着未来敞开；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现在”都是同质的，从它们的共时性结构中都可以获得对历史的科学认识。这就是阿尔都寒的与“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一样著名的“理论的反历史主义”。作为一个较早被介绍到国内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人们实际上对阿尔都寨的思想误解颇多。他反对理论的历史主义，是因为他意识到历史主义将可能导致理论的人道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类似黑格尔主义的历史主义，那么，历史就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要么是无人身的主体即理念的自我实现，要么就是人自身的实现，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被伦理化了。因此，他在坚决反对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同时又认为，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的思想。阿尔都塞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历史主义，准确地讲，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接近于一种社会结构转变的思想，把历史理解为社会结构合规律地转变的历史，不过在其中，共时性在方法论上被赋予了高于历时性的优先地位。这样，他就从一个新的视角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了一次追问：当马克思要求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棱镜去透视资产阶级社会赖以产生的历史时，历史唯物主义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主义原则？ 
阿尔都塞的观点受到法兰克福学派A.施密特的坚决抵制。（注：参见施密特：《历史与结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首先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确切地说，他是从它的已生成的结构的观点，即从已达到的“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的观点出发来研究的，因此，资本的历史与资本的结构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所由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对资本产生的决定作用，但是他同时认为，已经被他彻底研究过的、充分发展的资本的一切前提条件只是“资本生成”的前提条件，而到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已消失了。它们“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6页。）马克思是在严格的演绎意义上而不是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论及资本的体系，因为体系所展示的这种形式的资本再生产它自己的存在条件，这种条件不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那些先于它的各种结构形式已处于体系的彼岸，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汽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页。）。
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中，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其所设定的绝对理念的实现、历史发展的终结，因此它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虽然马克思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但他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也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无疑是私有财产制度发展的最后一个社会形式。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只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认为，不论是正确地理解过去，还是科学地展望未来，都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在马克思看来，对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批判分析，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被理解。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先于它的一些社会生活形式的“钥匙”。这就是说，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制高点。一旦呈现为一个功能系统，它在理论上可用作为解释其过去以及未来发展的一条原则，并因此也可确切地解释潜藏在其系统性之下的那些推动力。”（注：施密特：《历史与结构》，第57～58页。）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建构是以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改造为基础的。但遗憾的是，对于这种改造或马克思自己说的唯物主义“颠倒”，施密特并没能提供出什么新东西。我以为，这种“颠倒”首先表现为黑格尔唯心主义实体（历史目的论）思维方式的扬弃。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的经济研究中已经看到：人类历史中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本质不是物质实体性的生产要素，而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由生产关系所制约的社会历史实践。因此，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什么绝对精神或人的不变本性的异化及其回归，而只是人类实践领域的扩大和生产关系与之相对应地向世界性关系的发展；生产和交换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交往关系的扩大和结构性转换在时间中的投影就表现为“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历史没有最终的目的或终点，始终向着未来开放。只有当历史摆脱了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幻想，实现了经济力量的赤裸裸的统治，即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即“历史科学”才真正成为可能。其次，“颠倒”表现为对绝对精神及其统治的真相的揭示：由于交换价值的物化和实体化，由于资本作为统治一切的社会权力表现为抽象对人的统治，因此哲学家们就误以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受抽象观念的统治。这一切在黑格尔哲学中就变成“绝对精神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幻想，唯物主义地再现了资本的形成历史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四、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念及其形而上学残余
卢卡奇晚年创作了一部未完成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在这里，他对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进行了集中阐发。有鉴于这部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国内学界一些同志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范本，因此，我希望能对其中的社会存在的概念的本质略做评论，以正视听。
与早期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不同，在这里，卢卡奇不再把自然界和社会完全置于对立的地位，或者把自然仅仅当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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