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4］（P18）在黑格尔看来， 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P108）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作为人们的社会活动的规律，虽然不以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决不是游离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认识、尊重客观规律，并不是要把人的目的、意志排除在规律之外，而是要把人的目的、意志本身纳入规律之中。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是不以人和人类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人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增强或削弱”。在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人的能动作用日益突出甚至深深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今天，这一论断恐怕过于武断。人们认识、利用规律，正是为了创造条件，限制某一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趋利避害。当年，马克思劝俄国人不要急于跳进资本主义的怀抱，就是为了创造条件，使俄国农村公社免受资本主义铁的规律的支配。波普尔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事物所作的预测并不直接影响自然过程本身，不会改变自然发展进程，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预告“可以影响到被预告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效应”。［15］（P14 ）波普尔以此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是不对的，但也告诉我们：出于主体的某种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我们可以改变事物的初始条件，使某一规律不发生作用。
正是从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 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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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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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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