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出这种文本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和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关系，而由于伊格尔顿没有能够揭示这种文本意识形态的审美特性，因此其魅力未能完全展示，但其生产过程却被生动地描绘出来。即这种文本中审美意识形态是在分析现实意识形态以审美化的联想构筑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文本中审美意识形态，本身以其不在场的形式寄托了人类某种乌托邦理想，只有将其发挥至完美的程度，文学的各种功能才能在实践中奏效。而苏联的某些主流文学由于没有重视这一点，在那种规定的预设前提下，直接被在场化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文学，压抑着人性，同时进行着更野蛮的运作。分析如图：
附图{图}
如图A，文学创作由作者的创作开始。 作者处在现实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其以审美批判的眼光来重建原有现实意识形态，构建出新型审美意识形态。因此，这个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就包含着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的性质，表现出其审美的乌托邦性。而图B， 则阐释了作者创作出的文本意识形态完全处于现实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在这个预设的框架中，文学逐渐远离了人的需要，没有实践经验，像只被挟持的小舟，不知飘向何方，船上的人除了反抗又该怎样？所以，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提出的文本的意识形态，正是在突破原有旧的意识形态下，重建和补充那残缺的意识形态，同时又能通过实践性，批判地对待那些使文学异化、人性物化，使人丧失安全栖息地的虚假意识形态。这样的审美意识形态其发展的无限性和完美性远比图B那种狭隘、 闭塞的文本意识形态更具有吸引力与发展潜力。
三、掩映于形式中的瑰丽——文本意识形态的实践性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 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要重要得多”［3］（P287）；在卢卡契看来， 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 tun？（做什么？）［3］（P315）由此可见， 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都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而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其实践性呈现为二个环节。其一是指作者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建立自己的审美理想，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与批判。其二是指读者在欣赏作品时透过对其形式内涵的分析，在渐进过程中达到对人生及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在上述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不在场化，我指出这不在场即指文本的意识形态性以潜移默化而非文件命令式的达到审美教育的作用。因此，也就决定了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要隐含在文学作品中，而这最隐秘的处所便是形式。形式之所以能容纳下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通过作者有意的“疏隔”形式，完成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的第一环节：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形式自身又以其自律性，充斥着审美意识形态，为审美意识形态实践性的第二环节提供了必要条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异常关注这一点。马尔库塞认为：“审美成为一种认识和控诉工具。但是，这种成就以一定程度的自律性为先锋条件，有了这种自律性才能使艺术脱离既定事物的欺骗力量，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因为人和自然是由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构成的，它们被压抑、被歪曲的潜能只能以一种具有疏隔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的世界是另一种现实原则的世界，是疏隔的世界。而且艺术只有作为疏隔才能履行一种认识的功能：它传达出不能以其他任何语言传达的真实，它反其道而行之。”［5 ］（P283）因此，要寻求这种“疏隔”世界的方法，履行认识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把视点定位于文学艺术的形式。毋庸讳言，苏联在文学理论中过分强调作品内容，而将对形式的追求，视为形式主义，这与马克思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原则是相悖的。在西方，由克莱夫·贝尔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到英伽登、韦勒克等人提出的艺术作品的层次论结构［6］（P246），艺术形式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 而这丰富内涵中更多的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因素。阿尔都塞认为，艺术使我们看到的，因此也就是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从中诞生出来的、沉浮在其中的，作为艺术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那种意识形态。马契雷认为，“书的话语来自某种沉默不语，来自赋予形式的东西。”［4］（P341 ）这沉默不语的东西和文学形式的暗指，使文本具有与意识形态疏离作用，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卢卡契认为形式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表现，马尔库塞认为形式是对当前意识形态的超越，阿尔都塞言称形式暗指着一种意识形态，而到了伊格尔顿，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出的意识形态。几家之言，虽不尽相同，是基于对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之上的，但又都可归结为一点，就是形式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作家将现实意识形态理想审美化为文本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被创造出的审美意识形态暗指着、超越着现实的意识形态，而这一审美意识形态却深深潜藏于形式之中，作家借助形式，表达出那种审美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通过形式创造一种崭新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凭借其圆转伸缩的自律性，并不是一个包容空虚的外壳，而是充斥着审美意识形态，给文学作品增添一种新颖的异在力量。这种异在力量，恰是对现实的暗示、超越、批判的表现。这便是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实践性的第一环节。而这种审美意识形态，需要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同，这样审美意识形态实践性的第二个环节便是必不可缺的一环，即读者在分析、破译形式中审美意识形态性的同时，潜移默化中所受的审美教育。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一以贯之的态度便是寻找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在分析形式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他通过分析罗兰·巴特的五个语码（选择行为语码、意素语码、文化语码、阐释语码、象征语码）等进行分析，总结出文本的复数性，而读者恰好是要通过分析形式，描绘出那形式中隐藏的复义。杰姆逊认为这种形式的产生是一种变形，需构建一种神秘情境，这种神秘情境会有相当不同的历史和表征意义，如同两种不同文化原则之间的干扰和浸染，旧的历史思想遗迹、现存意识形态与作者的思想价值观念冲突后磨合而形成文本，与其说是杂交的品种，不如说是一种变形。而读者在分析它们之间互相渗透干扰的情境，将实绩展现出来，更加深对文本审美意识形态中历史、现实、审美的因素的认识，并进一步展现给更多的读者，而自身也达到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完成文本意识形态的实践过程。“正是这种形式的自律性，使艺术作品能够有着自己的封闭结构与秩序整体独立于既存现实。”［6］（P 238 ）读者正是对这种变形的形式分析理解之后对社会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作品达到了它的审美教育作用，同时文本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也完成了它的最终使命。此外，读者为了达到对现实意识形态的超越，必须运用想象和虚构进入形式中的审美意识形态领域，才可以挖掘其审美特性和超越特性。正如阿多诺所说，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使作品保持其审美特性和内在逻辑性，并且只有通过读者的揭示与阐释，其中真理才能被逐步展示出来。当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形式，而其中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表达的方式也就各有不同。而在当今西方，面对社会阴暗、丑恶的一面，只能寻求更有效的疏隔方式，才能尖锐地批判那摧毁了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社会、拜金主义横行的当代社会。这种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着的审美意识形态被寓于一种特异的形式中，在作者和读者的双重作用下，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才将那对未来的祈盼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了一体，使得文学作品更加丰满、更具有其内在的真实性、更具长久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文本形式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如璀灿的启明星，指引人们漫步于人性正常的轨道上。
四、为民行善的一大善举——文本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和归宿
文本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表现出对一种理想的向往，这种理想的根基却源于对人类、对生活的美好图景的向往之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宗旨在于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拯救人的灵魂。他们的思想来源于他们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并且转为人本主义的伦理观而灌注到文学艺术中去。这种人道主义的光华和人性的魅力构造了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在当代第一次向理性主义作出挑战，对那个麻痹人们思想、压制和扼杀个性发展的单向意识形态下的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他们的批判既有对像苏联这样靠一个预设前提而过活的世界的控诉，也有对像当今金钱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因此，他们要在文学艺术这块土地上栽出一株理想之树，由于它的出现将会给人们那尘封已久的心窗敲个警钟，在欣赏之余多多反思，唤醒人们去批判现实世界，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和实践性画上完满的一笔。可见，这种文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绝非一家之见，而是基于同样的现实、基于同样的目的而构筑的相似的审美意识形态。所以，不必担心它的势单力薄而至夭折，它是人性、人心所归，是一种完满世界的象征。葛兰西强调“人”的道德和审美文化方面；萨特重视人的自由体验；主要致力于文化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着重研究人们的文化和审美需要。马尔库塞也指出：“建立一种崭新的需要体系，这种体系将包括一种从剥削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想象和理智。”［7］他们从重视人性的自由出发， 构想出适合人们这种需要体系的发展理论，来批判那虚假的、麻痹人们思想的现实意识形态，同时生成着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源于现实意识形态，同时靠其自身的独创性，它又不断补充、完善、发展着原来的意识形态，因此，它并不是消解现实意识形态。如杰姆逊所说的这只是“意识形态转型”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转型的方向，转型目的的一致性，使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背后的意义”也具有一致性，这“背后的意义”便是人们构筑的一种观念、信仰，与现实意识形态有别的价值体系。因此，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普遍具有趋同性，它不是作者灵感忽至的偶然倾注，而是人心众向所归的人性理想的乌托邦乐园，也是人们对束缚人性的现实进行抗争的重要基地。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重视艺术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式之一，却从来不把艺术看作社会理想的实现途径。原因在于马恩企图以艺术昭示社会理想的现实的客观途径，而不是让社会的理想遁入审美虚幻的艺术境界。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一些革命政治批判手段赋予文学艺术，显然有陷入审美虚幻的危险，但是人们又逃离不开用审美批判的眼光，构想着一个新的世界，启示人们以批判的目光审视已有的理论和现实生活，进而展望未来社会，在改造客观现实的同时，也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理想。杰姆逊说：“要获得这种非神秘性工作的真正的最富创造性成果，我们就必须把它同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我们就必须把非神秘化同某种乌托邦的因素或乌托邦的冲动联系在一起。”［8］（P31）伊格尔顿则更生动地比喻道：“我们知道狮子比驯狮人强而有力，驯狮人也知道这一点，问题是狮子不知道，文学的死亡有助于狮子的觉醒，这不是不可能的事。”［9］（P253 ）不言而喻，如狮之人，如驯狮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麻痹与反麻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的重要作用愈加突出。鲁迅曾经一声“呐喊”，唤醒过一批青年志士，那么同样今天文学依然不会死亡，它正不断地创造着审美意识形态，它是我们的幻想之舟，载着我们驶向理想的彼 岸。随着物质的高度发展，精神领域会暂时出现萧条状态，但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人类自由、审美精神的体现，像那熠熠发光的启明星，指引我们向往光明的未来。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认清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理论基础之上，逐步完善原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才可以使文学始终伴随人类在自由的时空中遨游。同时现实意识形态的合理和可批判因素，也在促进文学的稳定的发展。
正如“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0］（P63）一样， 我们可以把文本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没搞清楚的问题放到实践中去，使之逐渐清晰起来。当然，这需要不断解构和重建。这就是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得到的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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