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探讨自古已有。在人类早期的社会活动中，人们就朦胧地意识到自身潜力的存在，萌发了对人的完美和谐发展的追求。古希腊思想家认为，在理性支配下的人们的善良、幸福能促进全体的最高福利，进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体育、智育、德育的思想，认为在理性支配下，人的身心应得到全面发展，达到美、智、仁、勇。亚里士多德把社会看成是自我完善的唯一途径，希望人能够做到智、德、体全面发展。欧洲经过中世纪长时期的黑暗统治，于15～16世纪进入了文艺复兴的历史时期。人文主义者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求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主张尊重人的价值。正如西方著名文化史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高度评价的，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18世纪的思想家们广泛探讨了这一问题：卢梭主张顺从人的自然本性；赫尔德认为知识是人全面发展的关键；黑格尔则指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促使人的完善，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18～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发展了上述思想。欧文控诉了私有制的罪行，设计了未来新型社会，其“劳动公社”或“合作新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圣西门则明确提出：“我终生的全部劳动目的， 就是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们的才能。”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他们并没能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直到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理论作家就提出了“社会化的人类”的理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原理》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作了探索和论述，集中起来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未来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没有固定的职业，每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愿在任何部门内发展，都能通晓整个的生产系统；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里他们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的论述，总起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些地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他们说：在未来的社会里，“有可能随每个人自己的心意，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就未免太浪漫了。这一缺陷，在以后《资本论》及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克服。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作了科学、具体的表述。他说：全面发展的人，就是“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人”以后，在法文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更加明确地指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基础上提出人的发展“三形态”说，即前资本主义“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共产主义“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具体形态——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形态上说的。包括人的能力、人的自由个性、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主体性等多方面的发展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与人在特性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人是充分自由又各具特性的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特有的理性判断和选择，并凭借自己的综合素质与实践活动即主体性成为自然界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和自我发展的主体。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 它可以在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发展中得到培养。“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价值的实现上。它标志着个人能够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社会关系的丰富和能力的提高能够共同促进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第二个层次是从广阔的意义（形态）——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发展。它是第一层次的引申和目标。由于消灭了旧式分工，结果不再是个别人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必然（也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得到全面的发展。所以，这个层次比第一个层次具有更广阔的意义。 
第三个层次是由前两个层次进一步引申而来的，是指个体和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社会发展是通过将客体的创造性固定下来，整合到人的普遍发展之中，从而改善人的生存方式和能力，达到人的优化。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在于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因此，对社会发展反思与关照，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发展的反思和关照。因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他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抽象、孤立的个体，而是在社会中存在的个体。社会发展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并不断发展着，确证了人的本质存在，是人类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志；同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作为每一时代的人们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既促进了个体的发展，又制约着个体的发展。因此，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二者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因为人的发展，要以社会的发展作为条件，又要以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也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才展现出来。 
上面三个层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所能见到的最明确、具体、科学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定义。这三个层次，以第一层次为基础和主线，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人必须全面的发展，这是客观趋势。但人的全面发展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思指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联合集体”；必须消灭旧式分工；教育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它为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过程和历史的产物。其自由与发展的程度应当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只有从社会发展本身出发提出的人的发展的目标、途径才是现实和可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丰富。 
      对于人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在文字上的直接论述不多，但我们只要深入到他关于人的思想的深层底蕴，便会发现这是蕴涵于其人学理论的重大主题。邓小平立足国情，面向现实，既看到社会发展本身要求，又看到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自由与发展程度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他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思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着重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人文关怀和直接实现途径，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发展理论，其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正好回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和为了人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必然首先会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人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并提出新的要求和任务；而人的发展，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人的个性、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即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在发生根本变化。首先，市场经济促进了人的独立个性的发展。市场经济“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独立性的根本转变。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肯定了人的个性和独立性，使人第一次获得了理性自主的权利；市场经济把人推向社会、参与竞争，为个人主体意识和人格独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是灵活型发展的经济，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追求自我的利益，开始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自立个性的形成。其次，市场经济推动个人充分提高自己的能力。人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公开的展示”， 市场经济机制为人的各种能力的培养及潜能的发挥提供了有利条件。人们既通过市场取得利益，又要自己承担市场的挑战和风险。物的依赖关系和利益最大化原则使人生活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生活没有任何既定的标准，也没有任何可靠的保障。人们必须要不断培养自己的能力，开拓生活空间，才能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民主、平等和人道原则，也有利于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最后，市场经济帮助人们丰富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经济突破了血缘和地域自然纽带对于社会关系的狭隘局限，在人们之间第一次建立起真正普遍性的广泛社会联系。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面向市场经济就是面向整个社会；交换物就是交换他人的不同劳动；占有物也就是占有共同的社会能力。这样，个人就摆脱个体的、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提高并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服务于人类社会过程中，得到社会历史的尊重，实现自己的价值。 
人文精神是人全面发展的精神支柱。人文精神，就本文的意义来说，是指一种对人本身的关注，关心人的利益需求，注重人的自由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而， “人”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关注的焦点。邓小平在实践中继承和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提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个精神原则。在他看来，“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并且认为过去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人”的因素。因此，邓小平非常注意调动人的积极性。然而，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下的人，其行为活动是要受制度制约的。为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但在一些具体制度上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过时的甚至错误的地方。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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