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6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经济调整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分农民、工人、干部、党外人士4个层次；二、围绕企业秩序，提出一系列整顿思想，如怎样看待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厂长行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的关系等。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有两层含义，一个指收权，一个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四、制定长远计划，规划发展蓝图。  


　　 6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组织和推动经济调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1962年2月中央财经小组成立之前，经济调整的日常工作是在书记处领导下进行的。）。本文拟从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整顿企业秩序、反对分散主义、制定长远计划四个方面对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思想作一简析。  

　　一、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  

　　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的领导方式。在经受了大跃进时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挫折后，要调动和保护人们的积极性，就是要通过彻底纠正“五风”、坚决退赔、反对平均主义、向群众和干部交心等，使生产得到恢复、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就如何调动和保护农民、工人、干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阐发了独到见解。  
　　对农民，邓小平的思想主要是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如何得到这些利益，关键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至于采取何种方式，一看实际效果，二依农民意愿，总的原则是允许试，可以多种多样。1961年4月，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近郊调研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以及供给制等问题时，就把各项措施的改进及政策的端正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连在一起，如：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1962年上半年，由于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未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所以，许多农民提出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在毛泽东未表态前，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邓小平采取了务实态度，认为“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他对陈云的建议持赞同态度，建议认真研究一下“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并说会议纪要中要把单干的问题包括进去，以表明态度。[3]当然，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这些意见并没有形成政策。  
　　对工人，邓小平的思想主要是，调整时期工人和农民一样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城市问题比农村严重，工人靠几十元工资养活全家，如果对他们的需要没有一定的保证，出了乱子会比农村严重。邓小平强调的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1961年5月8日，当书记处讨论工人生活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看，工业也是积极性问题；要从生活入手（包括工资、奖励）制定政策。7月23日，他视察大庆时，对职工生活特别关心，谈得也最多：1、要求对当时进口的面粉按国内低价调拨给工人。2、关心职工冬季服装。3、指出要好好培植职工食堂，有些人愿意在家吃也可以。4、提出工人简易居所人均面积应该达到10平方米。5、关心日用品供应。6、关心职工家属来厂、职工放假问题等。  
　　关于干部，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基层干部，一个是领导干部。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批判和错误处分的基层干部，邓小平的思想是一揽子甄别平反。对领导干部，则强调在政治生活中要营造一种宽松民主的气氛。大跃进以来开展的许多政治运动，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一些地方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要求加强领导，加速进行。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提出“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在邓小平推动下，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了调动和保护好领导干部的积极性，1961年9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指出：轮训“必须贯彻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轮训中注意：以自学为主，学习讨论以小组谩谈为主要形式，和风细雨，畅所欲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涉及生活细节。针对有人对这些做法的怀疑和反对，邓小平在1962年11月26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在组织范围内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义务，要提倡有讨论、有辩论，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涉及党风，涉及对后代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  
　　邓小平也很关心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大跃进以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检讨。5月17日，在书记处听取该会议情况汇报时，邓小平指出：1、统战工作仍然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那种认为统战工作无关紧要甚至可以不做了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2、建立和加强经常工作，在机构精简中要保留各级统战系统。3、压缩城镇人口时，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原则上不下放回乡，他们中因关闭工厂而被精简下来的，应同职工一样，一视同仁，妥当安置。4、对资产阶级以及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在招生、分配等方面，不能歧视，要一视同仁。邓小平上述思想对于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团结党外爱国人士，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完成经济调整的艰巨任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围绕企业秩序，提出一系列整顿思想  

　　调整时期，企业秩序混乱，产量大幅下降，指标难以完成。邓小平围绕制定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就怎样看待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重视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探索企业提高效益的机制，厂长行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的关系等，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对恢复和建立正常的企业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61年6月17日，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决定起草工业条例。从7月起，他主持书记处会议多次讨论修改条例草案。9月，在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审阅后，形成《工业七十条》下发到企业党委，传达给全体职工，选择试行，整顿企业。  
　　当时企业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搞群众运动，破除了科学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反思了大跃进中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的做法，认为群众运动并不等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指“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2](P,288)，而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2](P,295)，不能一年到头搞运动，不能这里搞什么运动那里也搞什么运动。他认为我们党的历史、传统，主要的还是实事求是地作经常的、细致的工作。“这几年有没有群众路线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2](P293-294)他明确批评了天天开大会、天天贴大字报、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等错误做法，认为这种群众运动是不合群众路线的，是反动的。[4]  
　　邓小平非常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强调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年轻技术人员。大跃进时许多企业对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关心和使用不够，对此，邓小平在1961年11月2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1、重视二十几、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大胆提拔大学毕业生当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起来。2、提拔的条件主要看专业技术水平，可以破格提拔。3、建立考核委员会，不要漏掉人才。4、学位不搞不行，先搞一个方案[2](P,291-292)。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有针对性又富有远见。  
　　提高企业效益是《工业七十条》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条例第一章讲的企业和国家之间“五定”、“五保”的关系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索。邓小平对此作了重点思考。在1961年7月25日，12月18日以及1962年5月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多次阐述了企业管理的改进问题，强调企业要实行严格的定员定编，内部不能有多余的非生产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分流出去，或由国家包起来开支，赔在明处；或搞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同企业进行等价交换。  
　　《工业七十条》在试行中引起争议比较大的是厂长行政负责制。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决，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1961年12月18日，在书记处会议讨论企业整顿问题时，他说，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至少3年内如此。1962年7月11日，书记处听取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干预日常行政事务，为什么企业要设那么多的副书记？针对有人说七十条还在试点时，邓小平说：七十条不要试点了，也不要等修改了，就那样办；哪一个书记独断专行，不执行七十条，请你们提出名字来；今天各部都在这里，今后要按新章程办事，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七十条。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厂长行政负责制主要是针对大跃进时期“书记一长制”导致的生产技术工作中的许多瞎指挥和无人负责的弊端而言，这个思想在调整时期对于恢复企业生产产生了明显效果。  
　　总之，围绕《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试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整顿企业秩序的思想。《工业七十条》颁布后，围绕调整工作的中心，企业整顿在清仓核资、清理拖欠、扭亏增盈、增产节约方面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65年，全部工业基本上消灭了经营性亏损。我国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是中央领导在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要收回自大跃进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第二层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量阐述，构成其调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样，首先承担了自己在大跃进中应负的责任。自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起至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多次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央的责任，主要是高指标、几个“大办”和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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