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1]（P327）因此，他对官僚主义问题始终密切关注，有生之年从未间断。他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现象，总是能够及时、敏锐地捕捉，并把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前后串联起来，形成链条，以便深刻挖掘其根源，找出对策。

一、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的揭批

表现之一：脱离群众

邓小平较早提出并批评官僚主义，是在1943年，针对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2]（P74）显然，邓小平把忽视、轻视群众，看作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1958年党的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2]（P214）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风气发出了警示。并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批评、反对官僚主义：“我们的高级干部……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1]（P220）1980年，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纲领性文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鲜明指出：官僚主义的首要表现就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1]（P327）

表现之二：命令主义

邓小平讲：“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2]（P222）“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1]（P141-142）“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2]（P176）

邓小平还对党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做出了更为深入的揭批，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2]P149并对“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作了白描：“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2]P152-153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等等”的命令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1]P327

表现之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邓小平首次把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在1950年，他“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问题上，指出：“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2]P82此后，他又多次提醒全党：“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1]P205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1]P327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又是官僚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鲜明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3]381“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3](240)

表现之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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