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先进的经济技术成果以及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通过适当途径吸收和借鉴这些现代化成果，可使自身少走弯路，实现赶超发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预料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6] 
落后国家现代化具备潜在的后发优势已为当今的现代化学者们所普遍认可。总体而言，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会对落后国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示范效应，压力转化为动力，有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动力并促使其加快现代化步伐；第二，借鉴先进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直接过渡到或较快进入较高的现代化阶段；第三，吸收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弥补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缺陷；第四，吸收外国发展经济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本国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第五，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积极发展相关产业，以增加积累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后发优势可以而且应当利用。但是，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应是内生性的。这不是指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诱因，而是就现代化的整个动力系统和推进机制而言的。后发优势构成现代化有利的外在条件，但他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成果。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才会获得持续的良性发展。这种内在生长力是指国家和社会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现代化相吻合的内部推动力量。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成熟，意味着在共同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之下，整个社会的制度、资源、经济技术基础、内外环境、民众、民族传统以及现代知识的积累与传播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一个有机大系统，这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使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发展的惯性和强劲动力，推动现代化进程不断冲破各种旧因素的制约和束缚，实现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培育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与利用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并不矛盾，如果处理得当，两者之间可以产生一种良性互动效应。就中国而言，后发优势是现代化的外在环境和现实条件，内在生长力的培育则是现代化的内部机制的调适过程和长远目标。中国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就在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对外开放与避免依附。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下推进现代化，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依附性发展，即在政治经济上成为受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边缘国家”。必须争取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积极提升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抢占有利的地位。第二，引进先进与自主创新。在引进先进的同时，应注重对这些先进成果的内化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使外来先进成果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转化为适宜的经济技术存在方式，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切实融为一体，并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起点和促进创新的内生动力。第三，高速发展与环境协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因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的“现代发展危机”等问题，已引起各国的警惕和现代化学者们的关注。对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并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第四，局部突进与整体转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该突进的必须突进，不该突进的绝对不能冒进；某些方面一定的滞后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整体转化的过分滞后则是不能允许的。第五，赶超愿望与克服急躁。在现代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方面应利用后发优势，以适当高速度赶超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克服急躁心理，在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与推进战略上，立足国情，实现稳定，渐进发展。 
3.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统一。 
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性的标准和普遍性的规律，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认可和遵循。正因为如此，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在这方面，任何以国情为借口对现代化的共性的否定，都只能解释为是民族狭隘心理的反映。中国现代化就是要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与扬弃中，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的、渐进的转化过程，现代化的推进和与国际的接轨不可能脱离开具体国家的特定社会基础。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共同规律的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基础，着力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标准与普遍规律同中国特定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化之间的统一。中国现代化在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特殊问题主要有：第一，发展与稳定。这是为了正视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事实。相比较而言，大国的现代化，其变量因素更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故障，都有可能对其他环节产生联动和广泛的影响。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要维持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的统一和完整都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长期的现代化发展。第二，循序与浓缩。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像早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而必须采取一种浓缩的形式，将长期的现代化过程压缩在一个短时期内予以完成。必须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确保中国浓缩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第三，再造与传承。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及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文化再造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再造不等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碍是就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功能而言的，而作为民族发展的思想遗产，传统文化中亦包含有许多可传世的内容，其中包括提倡积极入世的实践理性、催人奋进的自强思想、重民轻官的民本思想、尊重知识的倡学重教思想等完全可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这就需要在发展进程中把握好再造与传承之间的度。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独创性是什么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是在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特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中所蕴含着的别具一格的创造性思维，正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1.道路创新：中国现代化与其社会主义主体性统一。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过两种类型的主体性选择，即社会主义主体性与资本主义主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随后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最终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选择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构成中国现代化主体性的规定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进一步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即没有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难题。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经曲折，愈来愈脱离了现代化的本来函义。尽管社会主义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旗帜，但现代化却日益消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视野之外，以至在“文革”时期，现代化竟成了所谓“社会主义者”们排斥和攻击的对象，诸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端荒谬的口号居然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表明，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与中国现代化还没有真正融为一体。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7]他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开始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8]随着新道路的开辟，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9]而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0]以这样的崭新思路，邓小平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中国以往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在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后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1]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不应当以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无私有、无商品、无交换、无市场、无剥削的社会为目标，而必须以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基于此，邓小平一再强调，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2]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弊端都应彻底革除，并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体制和机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外国经济技术成果和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都应积极吸收，为我所用。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并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中国现代化水平得以日益提高。 
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实质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过程。正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区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也正在于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中国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服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得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判断，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成为在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和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他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这样，以生产力为纽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终于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中国社会主义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主体性也第一次得以真正的张扬。 
2.目标创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立体构架。 
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多维性。就中国现代化而言，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的陷阱”；既要同世界流行的现代化目标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而且，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动态过程相适应，中国的发展不仅应有总体目标、最终目标的设计，同时也应有阶段目标或局部目标的设计，以使总体目标和最终目标能得到具体落实，并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计，必须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针对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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