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挑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合理的尺度。 
三、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文化转型理论困境的新突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痛苦的徘徊期。在历经“全面内乱”的震荡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1978年5月，邓小平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他的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从此，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前人没有完成的文化大转型。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和落后，迈开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步伐，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三大理论困境。 
1.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突破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在他设计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构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实质和核心，建设发达的物质文明，必须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文化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主张通过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全面解决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在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主张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于现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体用论的框架。 
一是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首先，他重新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2]，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同样，社会主义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其次，邓小平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坚持不懈地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4]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顽固的习惯势力，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毒素的影响，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这不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而且也必须从国家体制改革上进行根本解决。 
二是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邓小平认识到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特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打破了人们原来的认识局限，使文化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科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式。与此同时，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往大大加强，由于世界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的民族性向国际性转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因此，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才能向前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6] 
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走出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 
新文化意义而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三层含义： 
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化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时，就必然在社会主义共性的基础上形成其个性，这种个性不是对共性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性的发展和具体化。我国是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就必然要有所创造，形成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d199.com免费提供 
二是现代化的“中国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一方面区别于“贫穷的社会主义”，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化作为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无产阶级的现代化，也有第三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它是世界各国以各种各样方式来实现的自我发展。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前，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西方化，那么，在当代“现代化”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以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模式为主导了。邓小平对“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挑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坚持了过去“中国化”运动的成果，而且将其发展到更新的领域和更高的阶段。 
三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它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备答案。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正确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犯过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照搬其它国家建设经验和发展模式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没有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敏锐地观察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科学地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一新的时代里，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样，邓小平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确切地说，这种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只是“中国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这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突破和超越。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总之，从文化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是在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来的，它突破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提供了思想指导又进行了现实实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2][4][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212,335,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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