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走出产学研一体化的新路子。要努力创造条件，使科技产业能够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成为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龙头产业和支柱行业；尽快提高科技在全社会各项事业中的含量和比重，以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这无论是对科技的发展还是对经济社会的进步来说，都是同时具有实践和观念双重意义的重大创新。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科技的创新。江泽民同志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和重要的指示。他指出：“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他还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强调“应当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面对世界高科技的新发展和新挑战，中国更需要加快发展和全面增强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跟不上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而自主创新能力的获得和增强，并且永葆生机和活力，又决不能靠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既须要有迎头赶上的冲劲和闯劲，更须要有长远的眼光，作出正确的战略部署。为此，江泽民同志指示成立以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为组长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作为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专门设立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10日。）回顾江泽民创新思想提出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结合部，既是创新理论的诞生地，又是其大有作为、业绩辉煌的主战场。科技创新，不仅对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邓小平理论本身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力量。 
六、江泽民的创新思想是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当代世界的最新科技成果和创新理论及其与中国复兴的内在关系的高度综合和科学概括，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和丰厚的实践底蕴 
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创新意识的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是对当代世界最新高科技和创新理论进行认真研究和科学阐发并不断推动其跨世纪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及整个人类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速整合、有机渗透并走向更高水平的综合的宝贵结晶。 
这里我们可以沿着两大基本线索来认识和理解： 
1.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企业文明的直接融汇导致知识经济和创新意识的发展 
人类从重商主义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经济中心从“贸易”转向“生产”；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演进时，经济中心正从“生产”转向“发现、发明和创新”。知识正在成为创新的核心，知识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面临这一历史重大变迁及其带来的挑战，国家理念和政策架构必须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适应性。而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变革趋势，把握当代发现、发明和创新等活动的实质和客观规律，是形成新的国家发展政策框架的前提和基础。d199.com免费提供 
创新被认为是企业产生新的产品（服务）或生产工艺的过程。随着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迅速增长，参与知识生产、传播的机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创新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对创新活动及过程的认识正在深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核心已经从“技术”或“组织”、“制度”等拓展到了“知识”。“知识”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商业运作中的经验知识等等。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讨论创新的重点，是新时代所有创新活动的共同实质。知识创新强调创新是依据未来的竞争要求，创造新思想并转化为市场前景广阔、具有发展潜力的商品，为未来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2.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及整个人类文明之间的有机结合，使创新意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和普遍意义上得到认同、推广和运用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国际社会著名的政治家，江泽民同志对创新意识的倡导和推广，决不会仅限于对科技、知识创新与企业文明之间内在关系的直接理解，而是必然以此为起点使科技和知识创新透过经济基础上升到整个上层建筑，成为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共享的社会财富。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的社会科学界正在进行普遍深入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初步的成果。这些成果告诉人们： 
我国要大力发展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首先是基于对“知识经济”的全面理解：即我们不单要关注“知识经济”的高技术特征以及表达这类特征的指标系统，而且要研究它的高文化特征及其表现形态。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一向被视为“非经济因素”的人文知识，与作为传统经济内容的技术、产品和产业之间，发生了全新的、本质性的互渗关系。不止如此，在知识产业的框架中，人文知识直接成为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资源。同时，还基于另一个考虑：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要强调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这一战略目标，还要重视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转化为制度创新能力这一战略主题，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 
毫无疑问，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对我们这个后发国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立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整体论”观点，我们才会清晰地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为生产力落后，还表现在各种制度创新水平的能力落后。因此，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更应当具有整体论的战略眼光，以避免成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急方案。它一方面应该重视知识（包括人文知识）向企业、市场的渗透，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制度创新过程的结合，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概言之，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为条件。归根结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协调发展。 
总之，无论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角度，抑或从诸科学之间相互联姻、结盟的综合高度上看，江泽民的创新思想都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宽广的外沿，具有集中体现社会历史大变革大发展客观需要的深厚的科学底蕴。以此为推动，邓小平理论在其跨世纪发展中又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科学性和综合性。 
七、江泽民的创新思想是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人才的指针和灵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这是江泽民创新思想的最高概括和科学抽象。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从根本上讲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集体奋斗，靠的是正确的理论的指导，靠的是党政各级组织的坚强有力。而把这三条结合、统一起来，“干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科技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人才脱颖而出”，“大量培养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人才的培养，不管是领导人才，还是科技人才，或是其他领域的优秀人才，面对知识经济的新世纪的到来，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标准、条件和保证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灵魂的东西，则是创新意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讲”和“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正是为跨世纪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根本要求和标准。其实，这些重要论述本身也是江泽民创新思维的体现和结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遵循这一逻辑，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认为：民族的灵魂，说到底仍是阶级的灵魂，就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起关键作用的领导阶级的灵魂。无产阶级的灵魂就创新。从全局意义上讲，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以革命和由革命向建设转变、探索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以改革和以改革发展为主线的邓小平理论；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江泽民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上述二者的高度综合，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就不会形成江泽民以科学促振兴的理论新贡献和新特色。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人才，只有具备了创新意识，才有可能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认识新事物，揭示新规律”，创出新业绩。新的时代需要有崭新的高素质的人才。高素质的要求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在以知识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高度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无疑是鉴别高素质人才的最重要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江泽民的创新思想才成为党培养新一代干部队伍和英才群体的重要指针，成为中华民族跨世纪的人才工程建设的灵魂。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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