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P797)可见，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统一，既是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需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和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5](P691)列宁也指出：“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6](P15)生动的生活实际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孕育、产生的基础，也是它们不断丰富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赖于这一原动力，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和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理论彻底划清界限，才能不断地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在总结新鲜经验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也正是赖于同样的原因，当人们面临新的形势、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实践课题时，必须再学习，再探索，再总结，再次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关系问题。 
邓小平把“什么是”与“怎样建”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继承和发展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7](P42)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关键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对1984年10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那样高的评价，关键在于，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7](P91)邓小平的上述评价，不是说当年《决定》中的每一个观点和认识都是科学无误、完全正确的，而是强调一定要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辩证统一，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 
二、“怎样建”与“建什么”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从“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则是这一实践过程的逻辑表现；与“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统一相比，“怎样建”和“建什么”的辩证统一，则更加明显和集中地体现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果说“什么是”和“怎样建”的统一侧重体现着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怎样建”和“建什么”的统一侧重体现的则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抓住了这两个统一，也就抓住了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 
手段和目的是相对应的概念。从本原上看，它们具有纯粹的经济哲学意义。人的目的来自人的现实的利益和需要，它首先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转化成具体的分步骤的目标，并与现实的可以导致达到目标的活动方式、方法和条件联系起来，甚至先在观念中反复进行行动的预演，仔细比较各种途径的优劣，选择最佳或较佳的实践程序、路线。然后，人才由认识活动转入实践活动，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实践，调动主体、客体及中介诸因素，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实现人的活动目的。[8](P12)人的活动本身并不就是一切，这种活动作为过程不应是盲目的，而要始终指向人的目的；确认人的活动对于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具有手段的属性，丝毫不意味着对人的活动的贬低；相反，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手段，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才使人的活动与其他一切物种的活动区别开来。 
在《资本论》这一公认的经济学巨著中，马克思曾专门谈到了人的活动所特有的目的性以及它与手段的统一问题。“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9](P202)当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0](P477)在毛泽东看来，人的这一本质特点，说到底就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只有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认识世界，二者是辩证的统一。这种能力既指人根据客观需要，在头脑中形成某种预定的目的以及实现这种目的的计划，也包括通过实践改造客观存在，把预定的目的变成现实。也可以说，既包括“建什么”的问题，也包括“怎样建”的问题，二者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饱经磨难与挫折；在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和失误。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随后是1959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接着是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1965年初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发生了延续10年的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左”倾错误始终困扰着我们，最后到了支配全局的地步。一个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找到了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的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又会犯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近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对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但是只有邓小平同志的分析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他认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什么是”与“怎样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这种反思本身包含或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路，是从哲学层面、从根本思想方法的角度，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告诉我们，“什么是”与“怎样建”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弄清楚“什么是”固然不知道“怎样建”，然而不真正解决“怎样建”的问题，“什么是”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甚至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正如毛泽东早就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1-112)他还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P797)可见，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统一，既是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需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和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5](P691)列宁也指出：“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6](P15)生动的生活实际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孕育、产生的基础，也是它们不断丰富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赖于这一原动力，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和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理论彻底划清界限，才能不断地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在总结新鲜经验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也正是赖于同样的原因，当人们面临新的形势、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实践课题时，必须再学习，再探索，再总结，再次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关系问题。 
邓小平把“什么是”与“怎样建”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继承和发展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7](P42)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关键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对1984年10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那样高的评价，关键在于，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7](P91)邓小平的上述评价，不是说当年《决定》中的每一个观点和认识都是科学无误、完全正确的，而是强调一定要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辩证统一，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 
二、“怎样建”与“建什么”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从“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则是这一实践过程的逻辑表现；与“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统一相比，“怎样建”和“建什么”的辩证统一，则更加明显和集中地体现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果说“什么是”和“怎样建”的统一侧重体现着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怎样建”和“建什么”的统一侧重体现的则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抓住了这两个统一，也就抓住了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 
手段和目的是相对应的概念。从本原上看，它们具有纯粹的经济哲学意义。人的目的来自人的现实的利益和需要，它首先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转化成具体的分步骤的目标，并与现实的可以导致达到目标的活动方式、方法和条件联系起来，甚至先在观念中反复进行行动的预演，仔细比较各种途径的优劣，选择最佳或较佳的实践程序、路线。然后，人才由认识活动转入实践活动，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实践，调动主体、客体及中介诸因素，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实现人的活动目的。[8](P12)人的活动本身并不就是一切，这种活动作为过程不应是盲目的，而要始终指向人的目的；确认人的活动对于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具有手段的属性，丝毫不意味着对人的活动的贬低；相反，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手段，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才使人的活动与其他一切物种的活动区别开来。 
在《资本论》这一公认的经济学巨著中，马克思曾专门谈到了人的活动所特有的目的性以及它与手段的统一问题。“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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