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9](P202)当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0](P477)在毛泽东看来，人的这一本质特点，说到底就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只有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认识世界，二者是辩证的统一。这种能力既指人根据客观需要，在头脑中形成某种预定的目的以及实现这种目的的计划，也包括通过实践改造客观存在，把预定的目的变成现实。也可以说，既包括“建什么”的问题，也包括“怎样建”的问题，二者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把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哲学理念引入经济学，特别是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一大创造。新中国建立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几经变动，其中固然有正确的方面，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在主导倾向上，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对这一重大问题研究不够，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失误，致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战略目标是指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局性的奋斗目标。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战略目标规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终点，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战略目标具有层次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划整个国家总体发展的宏观战略目标或总体战略目标，它是对发展战略全过程及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起作用的总目标。党的十三大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同时认为这也是我们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相配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 
以“富强、民主、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是在“怎样建”即生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明确和完善起来的，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探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邓小平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改革伊始，邓小平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作了高度概括，即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邓小平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的内涵越来越清晰。1981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82年，党的十二大概括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7年，党的十三大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个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的确立，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认识，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又不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确立的目标模式，“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P63)经过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艰辛探索，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将他对社会主义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的反思和总结，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作出了升华与概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 
长期以来，人们出于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痛恨，往往把对未来社会的思考重点放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上；与此相对应，人们自然而然地把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以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视为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本质要求。当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当社会主义实践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想，首先在一批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开始以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把变革生产关系放到了中心地位。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势必产生两个十分不利的后果：一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忽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使广大劳动群众难以尽快富裕起来。正是针对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存在的这一重大失误，邓小平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牢牢抓住了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或方法，后者是目标或目的，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理论风格，它以最精辟、简洁的语言完成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认识上的历史性超越。 
应该指出，正确指明根本任务和卓有成效地解决根本任务，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懂得了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还要据此制定正确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相反，如果冒险盲动或与暂时居优势的敌人去争一城一地之得失，革命照样不能胜利。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懂得了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也要据此制定一整套切实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找到与此相适应的方法手段；相反，如果急于求成或主观武断地将本来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排斥在外、弃之不用，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照样难以实现。不错，在“怎样建”与“建什么”的统一中，“建什么”作为目的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体现，它说明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创造活动；“怎样建”作为手段是为“建什么”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服务的，因而自身不能作为评判自身的标准和尺度。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怎样建”的问题无关紧要、不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相反，它经常决定着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发现，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和政策的出台，都会遇到非议和阻力，都会有一些人忧虑、怀疑，极大地影响了“怎样建”的进程。能否为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的长短优劣提供一个更加直接、有力、科学的标准，以便统一人们的认识，并进而以此作为考虑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政策、采取一切措施的依据呢？邓小平认为，唯一正确的回答应当是、也只能是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P63)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后，一些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怀疑，对积极利用国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乃至具体做法，持不应有的批评态度，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发生动摇。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7](P372)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在于一些人把原本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把原本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的东西，一概判定为姓“资”而全盘否定；把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限度内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从而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看到一条把“怎样建”与“建什么”相统一的不断清晰、具体的演进思路。换句话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是对“怎样建”的一种引导和限定，也是对“建什么”的一种注释和说明，是将二者相统一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离开了生动具体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离开了“怎样建得更好”的不断探索和创造，就是离开了实实在在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当然也就无法实现我们既定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更谈不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只有在不断解决“怎样建”问题的过程中，“建什么”乃至“什么是”的问题，才能逐渐清晰和深化；与此同时，“怎样建”问题的解决，也才可能更快，更好，更有效率。 
总之，如果把从“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视为一个逻辑进程，那么，“什么是”可以理解为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怎样建”可以理解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生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建什么”则是二者的统一，是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这个逻辑进程中，“怎样建”是一个一身二任非常关键的环节，它与“什么是”构成一对矛盾，反映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与“建什么”也是一对矛盾，反映的则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正因为“怎样建”的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什么是”与“建什么”之间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对应性或相似性，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固守或拘泥于老祖宗当年的认识和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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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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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郭湛．人活动的效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资本论：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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