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3)中国的稳定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现在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会更大。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国出现内乱，“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所以，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4)稳定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伟人，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人瞧得起中国。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结束了内忧外患、动乱纷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贻误了发展的良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而这一时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期，许多国家抓住机会，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关于稳定，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及“文化大革命”。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2]“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2]“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2]“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2]等等。邓小平多次说过，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3　稳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据粗略统计，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较少使用稳定一词，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稳定，用以指国家稳定则是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人时，他用了“中国稳定不稳定……”这样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是说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有国家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词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后来邓小平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这一概念。邓小平所理解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d199.com免费提供
(1)政局稳定。1987年4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总结了“两个稳定”的思想：“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邓小平多次使用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指的就是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在中国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而其根本就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但党的领导不能仅仅寄托于一两个人身上，而要靠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来保证。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同时，他认为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2)政策稳定。这主要指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2]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因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所以，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 
(3)经济稳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国家财政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中观察政治问题，深知政治稳定离不开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能滑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过多地影响速度。1990年3月，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2]因此，要敢闯、敢冒，抓住机会，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些，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2]他常说，讲究稳妥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变成停滞不前。 
(4)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文革”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5)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6)农村稳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后来他在1984年10月、1985年4月和1987年6月多次重申“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向来访的客人介绍。 
(7)国际稳定。1987年3月邓小平曾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想有一个安定的国内建设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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