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欲了解些文革时的旧事，无有先不知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份正式官方文件的。按理说，文革学，还能算门学问的话，一来涉猎极广，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等体式难以穷尽；二来可大可小，国家时政身边琐事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原也非短小一文所能圈定，须知画地为牢，无异自戕。反而观之，民间也好，官方也罢，充其量刻画的是万千文革的某一视角。稍举一例，中共九大报告，如今虽不入流，名曰大错特错，想当初却也是中央头号红头文件，轻易不能冒犯。再者，九大报告是由一群文革既得利益者拼凑而成，享有当时的“政治正确性”，也更具于那段历史的独特亲和力。故要考察文革的发生及其诸条件，径直从九大文件入手，不失为一捷径。

一、 概念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在第一节开宗明义的宣称：所谓的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1]何为革命？“革命”这个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过很不一致的解释，狭义的革命与改良对立，通常夹带有“暴力”、“激进”等修饰词，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指改变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基本生产关系的变革行动，当然这是从革命所造就的社会结果加以论说的，也即只要达到改变“生产关系”这么个结果，手段完全是可以多样化。

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巨变基本上是没废枪弹，不过和平的“转轨”而已。其实东欧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制结构，又何尝不是一场广义的革命？国外早就有人形容这场巨变为“天鹅绒革命”，我们有的研究者却避之惟恐不及，搞起“告别革命论”来，可革命是有人振臂一呼就可告别的么？“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如是说。东欧的革命，虽称不得“无产阶级革命”，却也大致可归为“官僚的革命”或“精英的革命”，甚或“反（向）革命”。此处提及了当代革命的不同含义，让我们将视野回归毛泽东时代吧。毛话语中的革命，却是那么的直截了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文革，要书写成“真正革命”的话，必然要求符合毛对革命的基本定义。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3]“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文革对象的圈定从一开始便倍受争议，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各级党政干部被当成“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揪出来，来自官僚层的反弹也相应加强，并构成了文革初期的几次反复和革命委员会权力妥协的重要力量。

九大报告首先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说明文革的意义所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5]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单论毛此话是大而无当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为了一个巩固党的领导的目的，何必再捅出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提供了解释，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6]原来毛对过往运动的成效是颇有诟病的，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均没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以上列举的多次运动，尽管口号不同、对象有别，却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在党委的领导下遵循权力的统治秩序逐级发动，普通群众跟着党走准没有错。时下的情形大变，毛认定党的高层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7]，还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大温床。怎么办？惟有付诸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说是要 “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8]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9]。由群众直接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这不禁让人联想到57年的鸣放，中共号召党外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场“整风鸣放”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为更为凶猛的反右派斗争扭转了方向。鸣放的积极参加者少有人不带上右派帽子，经此一役，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不敢言。时隔九年，毛重焕活力，找到了“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最好形式”——文化大革命。文革运动以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到69年的中共九大已进入所谓”斗、批、改“的收尾阶段。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诉求实现了吗？《报告》宣称本次大会是在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然而这是大可以质疑的。
二、准备

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0]，也是文革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先有造反派的“一月夺权”，再有军队支左和二月镇反，到了七八月间整个中国都成了武斗的火药桶。国家几近崩溃，文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痛楚已远远超出毛当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毛所采取的措施已由放到收，以求重新控制运动的进程。11月6日，借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两报一刊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该文总结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论断，首次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最终在中共九大报告中给予正式的确认。

九大报告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列为其“继续革命论”的起点。这多少有点让人始料不及，《正处》一文的发表是在1957年，提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按流行的观点，该文是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实在是看不出与后来的文革有什么瓜葛。然而1957年的确是个非常微妙的年头，此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不久，党的整风才刚起步又转向“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毛正是在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连同他稍后的整风动员，应该说都是在扩大民主以揭露党阴暗面的真诚努力。接着就有了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填平鸿沟、积极进言的动人场景，目标直指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固有弊病。而后毛的态度转折之快力度之强却是一大谜题，通常的解释是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超出了毛的允许范围，因而反击也是必然的。以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写就为标志，毛的注意力从整风运动已转移到反击右派的另一面。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鸣放的夭折同时也意味着毛旨在改变党逐渐脱离群众状况的努力的一次严重挫败。其后反右斗争的愈益扩大化，只是距离原来的目标更加遥远罢了。《正处》从讲话到6月19日公开发表，其间经历近四个月的时间，“一共修改了14次。”[11]据薄一波的回忆，“修改，不仅是根据文章逻辑结构的需要，还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认识的发展变化。” 其中，“这段话是毛主席在看到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而逐渐加上去的。”[12]全段照录如下：“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13]正是在中共九大报告上，反复的引用了这段由毛后来增补的话，作为《正处》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主要凭据。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得以大笔渲染，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重重展开论述，并被归结成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14]从报告的逻辑出发，既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必也要有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事物正是在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15]，这是在1966年8月，毛发动文革时向所有人公开宣布的目标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报告上，对“刘少奇路线”的清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九三九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推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到1949年四月刘少奇天津等地考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谈话，均被描绘成一条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鉴于“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及至《正处》的修改稿中，毛泽东公开否定了刘的论调，而认为“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这便是从九大报告中所能推断的基本线索。
三、脱离现实的理论

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夺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本没有

什么疑问。问题在于，高层的夺权斗争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换句话说，中共九大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准确地概括毛泽东的文革理论？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从来只是文革造反派的专利。其实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一次讲话中就涉及过这一概念。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6]毛是想将专利权授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鸣放中便出现过了。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发明——“大民主”，当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长期弃置不用，却在文革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中获得概念上的重生。遗憾的是，57年的整风鸣放沿袭的依旧是中共老一套的群众运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没有从法律上保证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也就从大的框架上决定了参与鸣放者后来的悲惨命运。

毛泽东在丧失57年开放民主实验的良机之后，又历经了平均主义的幻灭。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党内的分化，由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领袖倾向于退却，这是毛所无法容忍的。多年来毛便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五七”指示可谓是他内心理想的蓝本。在新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兼学别样。好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