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现象的“官科技”解读
发表文章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08-6-22
第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还突出表现在“学在官府”，科技知识的传授工作主要由官方进行。
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科技知识的教育只占较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科技知识的教育主要为官方垄断。官办科技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其掌握者多是与之有关的衙门，如太医局掌管医学教育，算学与天文学属太史局、司天监掌管等。而且这种教育多是为培养这方面的官吏，即所谓职官性的学校教育。这种官方的科技教育规模之大，条件之优越，是私办科技教育所无法比拟的。
第四，我国古代“官科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礼记·王制》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学说中的官科技思想。
此外，这种思想还存在于我国古代科技巨匠们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以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巨匠李时珍为例：李时珍不恋富贵，曾辞去太医院院判一职。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摆脱官科技思想的樊篱，临终之时，还嘱咐后人将其刚刚完成的巨作《本草纲目》献给朝廷。这种将自己的科技成果献给皇帝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其一生的主要科技活动都是为官家服务的，其成果多是他自觉地献给皇帝，《玉海》卷十四载：“元祐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赐绢百匹，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类似的记载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还有很多。总之，中国古人的官本位思想在其科技活动中也有充分体现。（d199.com免费提供）
三、“官科技”作用的辩证分析
以上所谈的是我国古代“官科技”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表现。而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性质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沉重桎梏。也就是说，它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和近代科技落后的最为直接和具有关键意义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首先表现了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包括：
第一，国家政府中有关科技机构的建立，使一些重要的实用性的科技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职业，并保证了这些科技事业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和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科技活动相比，优势是明显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史上，由于献科技成果而获赏、升官、免罪的例子是很多的，这在实际利益上刺激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刺激发明、创造的具有十分现实利益的鼓励则较少。这无疑大大限制和削弱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和创造热情。而统治者主观上的不支持，则直接迟滞了本国的科技发展步伐。欧洲发展史上的“灰色中世纪”也与此有关。
第三，官方性质的科技活动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长期地、大量地、系统地积累科技资料。
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天文、气象、地理、中医药学资料，它们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为系统、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科技史料。
第四，官方机构中往往集中了全国的优秀科技人才，在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科技活动。
我国古代曾经进行了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科学家所无法想像的科技活动，如僧一行等人进行实地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科学活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世界大地测量史上规模空前的测绘活动等。这些大规模的科技活动解决了一些当时的科技难题，取得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而在其他国家，如在俄国，直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科学研究工作仍完全由平民知识分子和下层僧侣去做。沙皇政府不但不关心科学事业，而且限制科学创造，俄国科学家要在经费不足、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从事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第五，我国古代“官科技”的特点，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有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
我国古代曾由国家颁行了多种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方面的法令，其中，建筑工程、机械制造、手工工艺等方面较为典型，如著名的《营造法式》、《木经》等就属于这种标准技术文件。在我国古代，科技成果主要是通过官方推广开来的，如蔡伦的造纸术就是由官方推广到全国的。我们可以想像，这种形式的推广要比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传播快得多。而且，我国古代的出版技术领先于世界各国，国家常常把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出版颁行，甚至有些作为国家法令来颁布。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极为普遍，有益于推广先进的科技成果，加快它们的应用进程。
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特点，曾在历史上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事物总是具有它的两面性。我国古代主要科技活动的官方性，曾经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也隐藏着消极的因素，特别是当古代科技发展到了高峰期之后，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长期稳定、日渐僵化的大背景下，它成为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的沉重桎梏，成为我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官科技的消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的发展首先取决于需求的产生，没有新的强烈的需求就不会有新发展。
在“官科技”的情形下，需求主要来自于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主要是维持当时的农业生产、保持“天子”神话、为统治者服务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古代发达的三大科学——历算、中医及地理学和发达的三大技术——陶瓷、建筑和纺织，它们皆为实用之术。这种与农业时代和封建制度对应的低水平的需求是不会成为近代科技产生的动力的。相反，它还压制着新的创造要求。由于官方只重视科技为其统治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服务，造成了中国古代实用科技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在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的理论性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相对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潜力，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会进入趋于停滞的状态。而欧洲的学院式科学，则在自然哲学和理论性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农本位和官本位的双重枷锁，极大地压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
第二，“官科技”的副作用还表现在它带有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切弊病。
如，它在使科技工作和生产过程规范化、标准化之后，也使这些规程、标准成为僵死的教条，它们限制着一切革新要求，如建筑工程的标准化使我国古建筑日趋统一，形式上缺少变化，甚至当时进行建筑设计时，只须绘出建筑物的平面图就可以了，清代“样式雷”家族所留下来的数千份设计图就基本上是平面图，因为其他内容只需按照标准规定施工就可以了，这无疑对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封建官场的恶习影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三，我国封建社会中，科技官员的地位呈日渐下降趋势，选官制度越来越重道德、轻技术，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技术发展日趋缓慢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首领必须在科技知识，特别是农业知识、天文知识等方面有专长。到我国国家出现初期，科技知识的掌握者由于阶级的产生、政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地位下降，但仍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知识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一般性工具，它对政治的左右作用已逐渐消失，科技官员的地位不断下降，到明清时期，他们只是一些中、下层官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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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⑦技术官的升迁是受到限制的。这个做法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吏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吏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更表现在逐渐形成、日渐僵化的科举制度上。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⑧以至清末革除科举制度时，《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⑨选官制度是导向，它必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郑关应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就强调改革学校教育内容，在基础学科设立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这样，在古代中国官本位思想极严重的情况下，学习和研究科技知识对学者们来说，显然是缺乏吸引力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马上造成科技落后，其后果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反映出来，这就使在我国明代科技较为繁荣之后，清代进入了衰落期，这种衰落主要表现为停滞，而停滞就是落后。清代末年，清统治者在火车等新科技事物面前表现得极为无知可笑，就是这种落后的集中表现。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以下几点：
1．李约瑟博士曾思考：“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多呢?”⑩“官科技”要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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