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法律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更像是一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怪物。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如果我们以家族性作为日本现代行政机构其特征的话，那么，日本就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官僚体制。韦伯认为，现代官僚统治（Bürokratische Herrschaft）以民主为条件、以法治为根据；如果行政人员只听从于一个“主人”的命令，或者内部规则高于法律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宗法或父权统治（Patriarchale Herrschaft）。 42

　　不过，人类追求完美，却不可能设计出完美的制度来。事实上，笔者认为家族性并不是完全不可取。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代表着传统和文明的延续。另外，从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官僚机构会不断积累权力，在各方面卷入和规范社会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 43 在笔者看来，除了个别问题外，日本行政机关总起来说运行得是非常有效率的和成功的。对官僚家族性的批判，可能只不过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表现吧。

　　山口二郎教授对官僚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但他认为家族性政治有着一些优点，例如他认为“世袭议员”继承了先辈固有的地盘，无后顾之忧，敢于说话，不怕打击；只要这些议员有真才实学，就可以成为国家之栋梁。 44 笔者对山口教授的话深表同意。从中国历史上看，自周初以降，史官都是世袭的，所以才出现了春秋时晋董狐的故事。汉代初期，太史公职位仅次于丞相，“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但到了专制形成的汉武帝时代，由于司马迁记载皇帝的过错而被处刑，到汉宣帝时就“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巳，不复用其子孙”。 45 自此以后，史官的家族传统断绝，而中国也就没有信史可言了。

　　世界各国均存在着政治“世袭”的情况，但都没有成为很大的政治问题。 46 在西方，家族性只是在与一党政治相结合的时候，才会成为引发腐败、专制、低效的诱因，并且难以消除。然而，即使在日本存在着家族性政治的种种问题，但这是日本人民的选择。何况家族性或许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客观的利益分配构成呢。

　　尽管福泽谕吉早就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但一个民族接受的外来思想意识，只会构成行为的外在指导，而内在的潜意识即所谓的民族性却是难以被新思想完全替代的，同时也是难以查觉的。因为“在特定文化形式下，所有人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此文化具有的一般价值和信条的影响”， 47 这是必然的。而且事实上，日本民族在地理上处于亚洲，整体上不仅在地缘政治上，而且在社会构造上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完全“脱亚”的目标。 48 进一步说，日本民族虽然能够很快接受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在平时完全像是在按西方的观念在思想，但是，一旦发生国家的、政治的危机，就会产生对传统思想的复归，也即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深藏在日本社会和个人意识中的传统思想。 49 所以，不管如何认识家族性问题，假如它属于日本传统社会思想的一部分，那么它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不思量、自难忘”的存在——因为它就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本身。
注释:
1 各国在政务官的产生方面有不同做法，一般均取决于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的意志。在去职程序上也有各种规定，但主要的形式是在选举中败北或遭罢免。所以，此处把选举作为政务官任职的基本要素。

2 但是，不能排除行政机构在组成上受政治影响的程度，因为官僚机构是由经济影响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政治结构之结果。参见Max Weber, Wirtschaft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Hrsg. von JohannesWinckelmann, Tübingen 1956,Lizenzausgabe des Verlages, S. 728.

3 仲　衛『国会がもっと身近にわかる本』，日本実業出版社，1994年6月初版，pp. 195-96.

4 参见《世袭议员主宰日本政治》，载于2000年6月23日中国《生活时报》。

5 引自http://members.tripod.co.jp/nishinom/human/to/kazutogo.html。

6 数字来源于秦郁彦编《日本近現代人物履歷事典》，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5月初版。此统计数字中包括有养父子关系的官僚和父或子一方为地方官僚的情况，但排除父子均为官僚的情况。另外需请读者理解的是，因为资料和主观原因，笔者所提供的这些统计数字会有一定的误差。

7 竹内直一『官僚帝国を撃つ』三一書房，1997年4月第1版，pp. 39-40.

8 引自同上注，p. 42.

9 资料来源：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daijin/010426。

10 见前引竹内直一，第24页。

11 参见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且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8月策1版，第321-22页。 12 Peter Laslett(ed.), Patriarcha:and Other Works of Sir Robert Filmer, Oxford, B. Blackwell , 1949, p. 30.

13 石田 雄『近代日本政治構造の研究』，转引自中山道子『近代個人主義と憲法学：公私二元論の限界』，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初版，p. 185.

14 《春秋左传·僖公》，引自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2页。

15 《孟子·尽心章句下》，引自同上注，第2269页。

16 日本形成这种传统实为历史上的幸事。如果不是足利义满在强迫天皇禅让皇位的前一夜“间不容发”地“急死”，那么，日本就可能形成中国式的王朝更迭和皇帝绝对专制统治的传统，也可能就不会有官吏的家族性特征了。有关史实见井上 清著『日本の歴史』（上），岩波書店，1963年9月第一刷，第181-82页。

17 深谷克己·加藤栄一編『幕藩制国家の成立·講座日本近世史1』有斐閣1981年初版，pp. 285-86，p. 299. 日本历代幕府将军多数都会得到“氏长者”的封号，如十四世纪中期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与中国明朝的交往中被明朝皇帝称为“日本国王源道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氏长者”名号的重要性。参见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87页。

18 同上注，pp. 41-42.

19 石母田 正『日本古代国家論（第一部）——官僚制と法の問題』，岩波書店1973年初版，pp. 33-40.

20 此汉译转引自片山清一编《資料·教育敕語－涣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高陵社書店，1978年4月版，第6页。

21 同上片山清一编《資料·教育敕語－涣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第159页。

22 同上片山清一编《資料·教育敕語－涣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第178页。

23 松尾正人『維新官僚の形成と太政官制』，引自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官僚制の形成と展開』，山川出版社1986年初版，p. 8.

24 坂本 多加雄『独立·官吏·創業——明治思想史における「政治家」と「官僚」』，前引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官僚制の形成と展開』，p. 114.

25 福沢諭吉『教育組織の改革を祈る』，转引自同上注，p.119.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古代士族”行事易于勇决的原因是家产制：拥有世禄是士族不怕辞职或失职，因为即使他们不为官，仍然衣食不愁，不像维新后的官吏那样重视名位，进退之际就要想到将来的生活。见福沢諭吉『民間経済錄二編』，见同注19，p. 136.

26 见前引坂本 多加雄，同注19，自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官僚制の形成と展開』，p. 133，p. 141.

27 应当指出，日本的官僚制家族性传统与中国的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有周以来形成的宗族制度，即所谓的“世官世禄”制，不像日本人之间因利益关系而相互结合，而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结合。因为在中国，一个人因其姓氏而与一定的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像日本人不太在乎姓氏问题。所以，由于中国同姓同宗关系的稳定，统治者一般都要防范一姓的势力坐大。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宗族势力夺取政权的可能是周威烈王时期（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后又有“田氏代齐”（公元前368年），汉代还有“王莽纂汉”（公元9年）等等。不过，自南北朝以后，各王朝都十分注意不让一个家族势力过大，“纂政”的情况就十分少见了。此外，为防止“裙带关系”，东汉以后还推行了“三互法”，即异地做官、姻亲不得互相监督和亲戚不得一地一衙为官；后来还有定期换职的制度。所以，尽管现代中国官场上、特别是在县以下地方政府一级还有韦伯所说的古代“家族官僚”（Patrimonialbürokratie，见前引Max Weber, S. 775f）的遗风，国家机构整体上已经没有太多家族性的外在表现了，但“朋党”之事是断乎少不了的。中国历代官制请参见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4年第1版；韦庆远、王德宝《中国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1版，第十章“职官管理制度”。

28 参见山住正己著《日本教育小史》，岩波書店，1998年10月第24刷，第186-87页。

29 《老子·第五十八章》，引自张默生《老子章句新释》，四川，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76页。

30 对于具体失误，在1981年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充分总结，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1981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

31 据说，只要一位日本国会议员能够6次以上当选，就总会被任命为大臣。见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9年初版，p. 75.

32 事实上，日本的官僚可以操纵一些不懂得本省事务的大臣，大臣的一切对外发言等均由官僚事先准备好。见同上注，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另见沖野安春『現代日本の政治』，芦書房，1996年初版第2刷，p. 17-19.

33 参见同前26注，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pp. 72-74.

34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4年初版第21刷，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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