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解析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与就业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这些因素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传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使用模式；第二部分阐述改革以来劳动使用模式变化、劳动力市场发育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产生的诱致效应；第三部分实际估计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劳动资源重新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部分分析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转换的潜力；第五部分是简要总结，归纳一些政策性涵义。 
一、传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 
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通过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而形成的（林毅夫等，1994）。而改革以前中国劳动利用、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模式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结果。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菲尔德曼（G. A. Feldman ）模型对这种增长模式作出了最清楚的描述（多马，1983，第9 部分“苏联的增长模型”；Jones，1976，Chapter 5）。 
菲尔德曼把经济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并且假设两个部类都具有固定的技术系数，即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由于假设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Lewis，1954）， 则资本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唯一的限制要素。因此，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出可以分别表述为： 
Y[,1]＝K[,1]／v[,1]和Y[,2]＝K[,2]／v[,2]。 

式中Y[,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产出，K[,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资本投入，v[,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资本—劳动比。同时， 这个模型还假设第一部类的生产是完全独立于第二部类的，即使消费品的生产降低到零，资本品的生产仍然可以持续不衰。于是，可供整个经济中投资使用的投资品的总产出就是： 
I＝Y[,1]＝K[,1]／v[,1] 

全部投资的变化率则可以表示为： 

ΔI＝ΔY[,1]＝1／v[,1]·ΔK[,1] 
因此，第一部类资本存量的变化率ΔK[,1] 取决于配置在该部类投资品总产出的比例，即： 
ΔK[,1]＝I[,1]＝μI 
经过整理，我们得到：ΔI＝1／v[,1]·μI或ΔI／I＝μ／v[,1]。 
由此，我们看到是投资增长率，它等于μ／v[,1]，意味着， 总投资增长率的提高，既可以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μ达到，也可以通过降低该部类资本—产出比v[,1]达到。按照菲尔德曼的结论， 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从长期来看会增加消费、投资和总产出。 
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μ达到提高总投资增长率，从而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加快经济增长的这个增长模型，为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增长模式对于劳动力使用的影响在于它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存在要素替代。而且事实上，由于推行这种高度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在资源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Kornai， 1980），所以是不可能在第一部类降低资本—产出比v[,1]的。因此，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不具有可替代性就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假说，而成为一种现实。 
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也应该发生变化。而一般来讲，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有几个因素会影响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二者转换之间的对称性，或者说会造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第一个因素是人口超常增长，从而劳动力增长速度过快，以致工业吸收的就业量怎么也无法赶上劳动力供给量。第二个因素是工业增长中使用过多的资金，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发展工业在利用资源方面，本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不同的产业重点，选择不同的技术类型，甚至通过不同的产业布局，分别可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工业，或者资金相对密集型的工业。前者意味着一定量的工业产值，可以由较少的资金投入和较多的劳动力投入来取得。第三个因素是阻止劳动力就业的制度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通过某种间接的途径发挥作用。为维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与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劳动力配置制度和就业体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保障城镇劳动力的全面就业。第二，保持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水平。第三，抹平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秉赋的职工之间的报酬。第四，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二、改革的结构效应 
劳动使用的传统模式，造成中国产业结构的扭曲。这不仅表现在初级产业份额下降缓慢，城市化水平低，更主要地反映在结构变化中就业转换滞后于产值转换。中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早在1978年以前就远远下降到50％以下了（1978年为28％），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0.5％（见表1）。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 通过不断地解除一系列经济增长的制约，提供了增长以及向发达经济靠近的机会。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其后发性，即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规模、技术水平、结构状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差距；同时，由于在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特别是就业结构上面存在着非典型化特征，价格扭曲程度的彻底矫正需要假以时日，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给予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的“趋同”空间。所以，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源泉，一是激励制度变革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提高，二是由于矫正扭曲产业结构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两者都因起始点与常态增长模式之间的差距，可以获得“趋同效应”，即不是从技术创新前沿上起步的，而是一种“趋同”类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Barro， 1997）。 
表1 三个产业增长及相对份额变化 
（亿元，％） 
1952 1978 1997 
第一产业增加值 342.9 1018.4 13968.8 
产业比重 50.5 28.1 18.7 
就业比重 83.5 70.5 49.9 
第二产业增加值 141.8 1745.2 36770.3 
产值比重 20.9 48.2 49.2 
就业比重 7.4 17.3 23.7 
第三产业增加值 194.3 860.5 24033.5 
产值比重 28.6 23.7 32.1 
就业比重 9.1 12.2 2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55、56、128页。 
我们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观察这种结构变化效应。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其就业与工资决定就是一种市场行为。首先，其就业吸纳乃至产业选择都是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出发。长期以来在农村滞留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改革以来转移障碍的减少，开始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面对这种供给状况，市场化的就业决定本身就具有创造就业的功能。 
其次，非国有经济是在计划控制之外得到发展的，无须履行吸纳超出需求的劳动力的责任，工资水平完全根据特定行业的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符合需要的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决定。又由于这些部门管理体制中责任、权利和利益明确，管理人员有对于特定人力资本进行辨别、度量和监督的激励，因而人力资本对于生产效率的贡献比较容易观察到，可以针对不同的生产率，对工人支付有所差别的报酬。由于非国有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解决的，总体上降低了这些部门发展的成本，使得其反而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求，用高工资吸引国有部门的高素质人才。这给予国有企业足够大的压力和紧迫感，使其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蔡ｆǎｎｇ＠①，1998）。 
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吸引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同时，被扭曲的就业结构得以矫正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表1 归纳了中国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与劳动力部门分布的关系：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经济学家一般同意，中国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重新配置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等，从而推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一些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的定量描述。虽然采用方法的不同会得出不尽相同的数量结果，但总的结论是相对一致的。例如，有的学者把中国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产生的效率、外贸和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和外资引进等四个方面的贡献，并估计其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作出16.30％、4.13％、5.43％和74.13％的贡献（Francis，1997，p.66）。这四个方面大致可以涵盖迄今为止中国通过改革改造市场条件，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又如世界银行（1998，第8页）估计， 物质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可以解释另外17％的经济增长， 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约16 ％的GDP增长，余下的经济增长是未被解释的。 
三、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就业转变对增长的贡献 
为了形成一个比较一致化的实证结果，本文尝试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作一个分解。根据刘遵义等人（Lau et al.，1989；李坤望，1998）的实证模型，描述经济增长的函数形式可以写作如下： 
Y[,it]＝F（K[,it]，L[,it]，H[,it]，t） i＝1，2，…n 
式中，Y[,it]是i省在t年的实际产出，即实际的GDP值；K[,it]是i省在t年物质资本存量；L[,it]是i省在t年劳动力投入量；H[,it]是i 省在t年人力资本存量。 
假设各省的潜在生产技术相同，但潜在技术条件的利用程度和投入要素的质量及产出的质量均存在着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标准生产函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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